铜山水寨与台湾隔海相望，扼守着海上交通要冲，被视为“闽南海上锁钥”，自古具有重要的海防地位,为明代闽海五大水寨之一。《从征实录》《闽海纪要》《台湾外纪》等明清史籍均记载铜山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至今这里仍保存有明嘉靖五年（1326年）巡海道蔡潮的“宦海恩波”和福建水师提督施德政的《横海歌》等石刻，以及郑成功训练水师的水操台、万军井等，成为明清时期闽南重要的军事要塞和文化集结地。
水寨迁建时间成谜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命周德兴往福建，调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以防倭寇，建置浯屿、南日、烽火门、铜山、小埕五大水寨。
有关铜山水寨建立的地点，《筹海图编》《漳州府志》《海防述略》《武备志》《闽书》《光绪漳浦县志》等史籍均记载为：铜山水寨初设于井尾澳，景泰间移至西门澳。如《大明漳州府志》:“铜山西门澳把总水寨，初设于景泰间移今所。”清《铜山志》:“铜山水寨旧建于井尾澳，景泰移铜所西门澳。”民国稿本《东山县志》:“寨旧建井尾澳，景泰间移铜山。”
从上述史籍记载中，对铜山水寨迁建时间都模糊记载为“景泰年间”。在明史中，“景泰”为明朝第七位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其在位时间为公元1450年至1457年，共8年。从明代到民国期间编纂的这么多部志书，为何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记载？让笔者深感疑惑。
那么，铜山井尾澳水寨何时迁移铜山？由谁主持迁建呢？带着这一问题，笔者终于在浩瀚的明史中查找到答案，填补了有关志书“铜山井尾澳水寨迁建时间”记载的空白。
水寨迁建之原由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易于观察，及时掌握海上动态，多将水寨设于海上最前沿的小岛。《镇海卫志》载“井尾澳巡检司城（去镇海城二十余里），在二十三都海屿中。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江夏侯周德兴建，置巡检司一员，水寨把总一员”。
正统年间，镇守福建刑部尚书薛希琏(?—1458)在经略福建时，创置福宁之烽火门等五水寨，对守扼外洋起一定作用。他分析了福建沿海的地理形势后，一语道破井尾澳海防之要害。他指出，孤悬于海上的井尾澳，地处漳浦县井尾半岛、鸿江出海口，为江海交汇出处，虽作为海防的第一道防线有利于观察，但也严重存在着通航条件恶劣、防御不足，一旦发生战情，很难得到陆地快速有力的支援，甚至容易暴露目标和易遭攻击的致命要害。若遇非汛期有船无兵，形同虚设，处境更是险恶。遂于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壬寅日，上书奏请朝廷对福建水寨体系进行调整。获准后，薛希琏将有着64年海防历史的铜山井尾澳水寨迁往铜山西门澳，易名为“铜山水寨”，又将铜山水寨南哨改为“玄钟澳”，仍隶属于铜山水寨。《明史》载：“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也。”
清初工部尚书杜臻在实地考察明代五个水寨兴废历史沿革后同样指出：“（井尾澳）在青山北，南距鸿江四十里，可泊船百余，内通白石、赤湖、佛昙桥、萑苻所出没。”“澳口多礁，巡船避之，非潮至八九分不可入……惟浅船可入，又不利南风，夏至后，巡船辄弃井尾去。”而且“番船自粤趋闽而入于南澳。粤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铜山、玄钟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则有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抛于外浯屿”。
闽海重镇之锁钥
铜山水寨建寨之初，其防御范围“北自金石以接浯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险阨所系匪浅也。况倭船自浙趋闽所必由，宜严遏其冲，并绝惯徒之勾引接济者，则有以控八闽上游之势矣”。由此可见，铜山水寨地处福建南部海疆门户和闽粤陆路交通咽喉之要塞。
内迁后的铜山水寨位于铜山港内，水域宽而深，进出方便，港口由东山岛与古雷半岛夹峙而成，较为隐蔽。周围分布着诸多烽火堠，有力地改善了港区预警条件。其次，铜山湾港深腹大，适宜大兵团结集、演练。为保证海防水师的粮饷，水寨实行屯田制，增设铜山仓、玄钟仓，所需粮饷就地解决。
明后期对水寨的信地进行重新划分，铜山水寨信地调整为“自井尾以南，至诏安洪淡巡检司约三百里，则以铜山水寨辖之。自洪淡以南，至广东柘林寨约一百里，则以玄钟寨辖之”。使水寨军兵巡哨的目标更明确，各水寨之间相互支援更密切。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闰七月，巡抚福建佥都御史王询建言将福建战区分为三路，其中“漳泉为一路，领以参将王麟驻诏安，海上防卫自南日至浯屿、铜山、玄钟、走马溪、安边馆”。重新划分后的战区，各置参将，恢复五寨，以把总统率，使之更有利于统一指挥，协同对敌，有效加强沿海防御的整体性。铜山水寨由福建南路参将直接驻守，统一调度漳州、泉州地区的陆海防卫力量。足见地处东南沿海军事重镇的铜山，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水寨作为水师海上巡哨船只停泊港口和支撑点，也是驻兵防守要地，设驾舟巡逻、作战之“游兵”，“往来策应，使沿海常余一游之师，待其急，而随处得借一游之势，以壮其援。”隆庆四年（1570年）又添设浯铜、海坛两个游兵，形成水寨与游兵之间有巡守，水寨有会哨，巡洋军汛以海中岛屿为中心，联点成线、梭织成面，整个福建南部海疆门户都在可控之内。
铜山水寨兴与衰
天顺之后，明廷逐渐放松沿海防卫，到了嘉靖中期，海防接近废弛。出现沿海卫所空虚，作为军饷主要来源的军屯受到破坏，月粮不能按时供给，出现军卒无法生活，军官逃亡。铜山水寨同样难以幸免，迁移后水寨形同虚设，缺额严重，无法恢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整顿恢复五大水寨。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铜山水寨改设钦依把总一员，建署所城外。非汛期，团泊寨澳，轮番出哨；遇汛期，则分哨四出：前哨镇海、左哨陆鳌、右哨沙洲、后哨鲎壳澳，而横屿、菜屿、井仔湾、大小甘山则外洋岛屿最险者。原设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共四十六只，官兵一千一百四十一名；遇汛，贴驾征操军五百五十五名。形成了海防有力的第一道防线，当遇到大股敌人时可尽快发现敌情，若遇到小股敌人可以将其消灭在海上。
明《镇海卫志·兵防志》也载有：“铜山浙兵营始于万历九年（1531年），沿海警特设浙兵一营……平时则自铜山至玄钟、诏安等沿海柚柑岭、凤山孔道，皆其哨守。有事则专听调度征剿。”永乐至宣德年间，水师频繁出海巡捕，有力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正统时期，明廷海上防御力量进一步加强，海防责任更加细化，巡洋会哨信地划分更加详尽，纵深防御体系建设日益完善，从而有效加强了铜山与海上防守区域间的协作与互动，巡洋会哨制度也更趋成熟，海防战略更加机动灵活。
从嘉靖中期到崇祯七年（1634年）间，铜山水寨共打退多次倭寇进犯铜山，其中“走马溪战役”为远震西洋的剿灭葡萄牙海盗的重大战役，载入《明史》《中国通史》《澳门大事记》等中外史籍。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和万历十年（1582年），戚继光两次率师屯兵于此。万历二十年（1592年），铜山水师奉命进兵澎湖救援，在文澳筑城抗倭。此外，沈有容、郑成功相继从铜山发兵两次收复台湾。
清代以后，福建海防体系逐渐完善和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靖海侯施琅誓师铜陵，从铜山出师，再度收复台湾。此后，铜山的军事地位逐渐减弱，军事编制随之缩小。在清代班兵轮换制度的200余年间，铜山营4万余班兵，承先启后，出戍澎湖、艋甲与凤山等台湾要地，他们为维护海峡和平与安定付出巨大的奉献牺牲，为开发、保卫、建设台澎竖起了一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