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铜山守御千户所城与铜山水寨
黄绍坚
每次来东山岛，我都喜欢住在东山县铜陵镇南门澳一家民宿里。房间很大，面朝大海，晴天时能赏海天一色，雾天时可品仙山缥缈，入夜后则伴涛声入眠，自是赏心乐事。还有一个原因，这里离铜山古城（今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很近，南门街不过咫尺之遥。
1661年，铜山城内的叛变
我曾在南门街上几次寻找“张忠匡伯祠”。史书记载，该祠原建于南门城内大街上[1]。可是南门街的百姓都说，没听过这个祠庙。
张忠匡伯祠，主祀明清之际的郑成功部将、忠匡伯张进。张进（1603-1661年），字伯旭，号振寰，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史书中说，张进个子很高，疏眉广额，面色黝黑，左腮上长着一颗大红痣[2]，一副南人北相的外貌。史书中还说，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占领东山岛为根据地，派张进长期驻守于此。张进忠于反清复明事业[3]，在铜山城“威惠颇著”[4]，名声很好。1653年（清代顺治10年，南明永历7年），铜山百姓集资为张进建生祠，也就是我欲寻不得的张忠匡伯祠[5]。
张忠匡伯祠建成于张进生前，但张进的牺牲，极其悲壮。1661年（清代顺治18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之前，为保障根据地安全，命令部将蔡禄（海澄人，今漳州龙海市人[6]）等人率部进驻铜山，协助张进防守[7]。不料，郭义、蔡禄（也作万仪、万禄[8]，又称万二、万七[9]）等人，却与叛将、海澄公黄梧联系，密谋降清。《台湾外纪》中详载此事经过，读来仿如小说：1661年农历6月初1日，蔡禄到铜山关帝庙求签，求得第17首签诗：“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圆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遂决心反叛，劫持张进。6月初4日，张进托病不出。初6日，张进召集家人和部下，表明必死的决心，并在卧室中埋藏火药数十桶，准备骗来郭义、蔡禄，与之同归于尽。6月初7日，郭义、蔡禄来见张进，意识到情况不妙，转身便溜。张进叹曰：“计不成矣！天也！吾尽吾心而已！”说完，点燃火药，自爆殉国。铜山百姓悲愤地看到，张进的尸首“自天半下落于街”，惨不忍睹[10]。
张进牺牲后，蔡禄等人在铜山纵兵抢劫，“被害者惨不可言”[11]，又下令拆毁铜山的城垣房屋，率官兵4508人、家属1万余人，渡海到漳州，投降清廷[12]。稍后，蔡禄被清廷授太子太保、左都督、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13]。
衔是授了，可是叛将蔡禄，并未得到清廷信任。他坐了3年冷板凳。1664年（清代康熙3年），清廷任命蔡禄为河南河北镇（驻怀庆府，今河南省焦作沁阳市[14]）总兵官[15]。奇怪的是，又过了3年，1667年（清代康熙6年），蔡禄才带着自己的部队和家属4100余人，磨磨蹭蹭地经长汀、江西，前往河南上任[16]。
从事后结果看，东山关帝庙的签诗，确实灵验：“纵使机关圆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1674年（清代康熙13年）正月，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各地的前明降将们都蠢蠢欲动：郑蛟麟等人在四川、孙延龄等人在广西、耿精忠等人在福建、蔡禄在彰德（今河南安阳市），纷纷再次竖起反叛大旗[17]。不过，蔡禄的智商有问题。当年4月，反叛尚在密谋阶段时，蔡禄竟命令部下“借称捕鱼，披甲行走”，招摇过市，又公然造鸟枪，购骡马[18]，一副战前准备的样子，立刻引起清廷警惕[19]。清廷内大臣阿密达，奉旨领兵至怀庆府，都已经进到总兵署门外了，蔡禄才想起应该“施放火炮拒敌”，结果父子被当场抓获，都被砍了脑袋[20]。
叛来叛去、终于叛掉脑袋的蔡禄的故事还没完。清代《乾隆铜山所志》中，竟然替蔡禄粉饰，称蔡禄官衔太高，无法任职，只好在铜山终老一生[21]。《铜山所志》中又说，蔡禄的儿媳陈喜娘很贤惠，丈夫死后，独自抚养遗腹女和养子长大，养子还“得世袭云骑尉”[22]。
这才真是活见鬼。
铜山所城与水寨的兴废
公园街562号：铜山守御千户所衙署
1955年出生的陈文钟大伯，从祖上开始4代人，一直住在东山县铜陵镇公园街562号院内。这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解放后才重建的闽南宅院，院子里唯一的古物，是一对门柱石，却是清末民国风格。不过，这座院子，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官厅”，如今门外确实挂了块说明牌：“明代（铜山）守御千户所遗址”。东山县铜陵镇铜山古城文化发展促进会的许培斌副会长专门撰文考证过，这里就是明代铜山守御千户所衙署所在地[23]。
事情还得从明代初年说起。
公元1387年（明代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相地筑城，布署福建沿海抗倭工作。1388年（明代洪武21年）2月，明廷批准设置福建沿海备倭5卫、12守御千户所所（后又增设永宁卫中左所，即厦门城）。其中，在如今的东山县铜陵镇，设立“铜山守御千户所”[24]，驻扎差操旗军（约等于陆军）、操海旗军（约等于水师）、屯种旗军（屯田战士）等士兵1220名[25]，士兵的原籍大多为福建兴化府仙游县（今莆田市仙游县）[26]，可能还有少量为福州府福清县[27]，他们由守御千户所正千户、副千户、所镇抚和10名“百户”等军官统领[28]，隶属福建镇海卫指挥使司（今漳州龙海市隆教畲族乡镇海村）管辖。
兴建之初的铜山所城，以铜陵镇小山“古嵝山”为中心而建。古嵝山又名瞭高山，形如狮子，据说首尾耳目俱全[29]。所城东、西、北三面临海，只有西南一路平旷，与漳浦县五都接壤（明代时，东山岛其余地方，归漳浦县管辖）[30]。明初筑城时，铜山所城为土城[31]，以碎石垒就，风吹雨打，时时损坏。1440年（明代正统5年），在福建都指挥使司建议下，铜山所城的城墙外，加砌砖面，从此更为牢固[32]。
明代的铜山所城，城墙周长1763米（551丈）[33]、高6.4米（2丈）、宽3.2米（1丈）。城墙上置女墙855座，并建有供士兵休息及储备作战器材的窝铺12座[34]。城开四门，东门“晨曦门”，西门“思美门”，南门“答阳门”，北门“拱极门”。西、南、北三门上，各建城楼；东门外则加筑瓮城[35]。
所城内，有东西南北四门大街、石鼓街、打钉街、偷食巷等23条街巷[36]。除守御千户所衙署之外，另有10座“百户所”衙署、1座“所镇抚”衙署，有城隍庙、旗纛庙[37]、孔子庙、关帝庙、宝智寺等庙宇[38]。城内东面，还有1座隶属漳浦县管理的军用仓库“铜山仓”，建有仓库4幢19间[39]，由漳浦县派来的铜山仓副使1名[40]，率领由诏安县派出的攒典1名[41]、斗级2名[42]及杂役若干名进行日常管理，每年收支军队用粮9651石、银1800两[43]。城外，在漳浦县六都，还有铜山所一处屯田所，由屯种旗军60名，负责耕种17顷又50亩地[44]。
明代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倭氛日炽，在铜山所城外，又增筑把总寨、参将署、海防馆等衙署[45]。不过，与其他所有明代卫、所一样，铜山所也陷入士兵大量逃亡、兵额严重不足的麻烦中。《万历漳州府志》和《乾隆铜山所志》都说，铜山所官兵仅剩374名[46]；《八闽通志》中说，铜山所仅剩官兵333人[47]。幸好有戚继光带来的浙兵600名支援，这才勉强支撑局面[48]。
九仙山：铜山西门澳水寨
公元1610年（明代万历38年）春，时任福建巡抚陈子贞，巡阅海疆，来到铜山所城。他登上城外九仙山，留下一首《海上阅师》诗：
“云屯精甲水犀多，
横海何如马伏波。
玉帐昼寒挥白羽，
铜山日丽拥雕戈。
天空星汉乘槎至，
潮上风霆策石过。
壮士从军差可乐，
饶云处处接棹歌。”[49]
诗写得一般，难得的是留下九仙山上操阅水师的记录。
九仙山，在铜山所城外西北方向，距城里许。明代时，九仙山上已盖有仙宫、石室，称“石室仙岩”，为“铜山内八景”之一，祀莆田仙游“九鲤湖仙公”（即何氏九仙）[50]，印证了铜山所官兵原籍莆田仙游的记载。
九仙山虽然不高，海拔仅52米[51]，但山上保留了多处异常珍贵的明代摩崖石刻，有1526年（明代嘉靖5年）福建右参政、巡海道蔡潮题刻的“宦海恩波”，有1536年（明代嘉靖15年）“铜山寨、所官军同立”的“镇东卫升钦差总督备倭吴公（吴文）惠政碑”，有1555年（明代嘉靖34年）“守备玄钟澳、漳州卫指挥佥事顾乔岳、备倭指挥同知覃显宗、百户徐麟、汪梓、周福、刘钦、王章、罗清等同立”的“把总、泉挥使王公（王鏊）靖海碑”，还有道宗和尚留下的珍贵记录[52]。可惜来东山旅游者多不知道此处景点，真令人遗憾。
这里留下许多抗倭题刻，并非偶然。九仙山，又名“水寨大山”[53]，山脚下就是著名的“铜山西门澳水寨”把总衙署[54]。明初，福建设置沿海备倭5卫、13所时，为防备海上倭寇袭扰，周德兴另选海滨战略要地，设置5处水寨[55]，称“五澳”，其中，福宁州“烽火门水寨”在今宁德市霞浦县三沙镇烽火岛，福州“小埕澳水寨”在今福州连江县筱程镇，兴化府“南日山水寨”在今莆田市秀屿区南日岛，泉州府“浯屿水寨”在今厦门市区，后迁泉州晋江市蚶江镇石湖港，漳州府“西门澳水寨”，最初设在今漳州市漳浦县佛昙镇的井尾澳[56]，大约在1452年（明代景泰3年）前后，迁到今东山县铜陵镇九仙山旁的西门澳，俗称“铜山水寨”[57]。
为方便各个水寨的战船建造与维修，福建都指挥使司还特意在福州城东南河口地带，设立“烽火门等五水寨造船厂”，由福州左、中、右三卫负责[58]。
与有固定军户编制的卫、所不同，水寨之设，船有额数，但兵无定编，均由附近各个卫、所，每年汛期时抽调官军来此，轮番值勤，出海巡哨。以铜山西门澳水寨为例，额设“快船”（大战船）、“哨船”（小船）40艘[59]，每年额调官兵1867名（其中镇海卫官兵1113名；陆鳌守御千户所官兵389名；玄钟守御千户所官兵365名）[60]，由镇海卫轮班把总1名指挥[61]。
至于水寨战船，汛期为巡哨方便，停泊在西门澳（今东山县铜陵镇部队驻地），非汛期则停泊在九仙山下的寨澳[62]。如今，九仙山顶，还有一座水操台“瑶台仙峤”。登顶瞭望，对面屿、寨澳，就在脚下海滨；正前方，漳浦县古雷半岛隔海相望；右前方，则是著名的东门屿。风景绝佳。
风景虽好，世事却不可问。明代中叶之后，卫所糜烂，官兵逃亡，倭寇、海盗、山贼横行，闽省遍地，狼烟四起。为策安全，明廷不得不屡次重申“复水寨旧制”[63]，“各处水寨……仍令出海备倭”[64]，同时，又在福建设置更多的小水寨，“复请添设嵛山、海坛、湄州、浯峒、玄钟、礵山、台山、彭湖诸游哨”[65]。其中，新增设的小水寨之一、诏安县境内的“玄钟澳水寨”，归铜山西门澳水寨节制[66]。
1562年刻本《筹海图编》中的铜山守御千户所和铜山水寨图
——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尴尬的战绩：不争气的铜山所和铜山水寨官兵
作为一座武装到牙齿的沿海军事城池，纵观明代铜山所城的历史战绩，恐怕令人尴尬。
成立之初，铜山所也打过几场硬仗。1405年（明代永乐3年），铜山所官兵击败“黄梅山土寇”，受明廷表彰[1]。1584年（明代万历12年），铜山水寨、南澳水寨官军在海战中，撞沉倭寇船只4艘，生擒倭寇28名，斩首12级，解救出被掳作人质的60余名文武官员[2]。
有明一朝290多年间，这两场战斗，是铜山所全部的胜利。
剩下的，是一大堆怯战、当缩头乌龟、甚至城池被攻陷、军民遭屠杀的败仗。1429年（明代宣德4年），倭寇从漳浦县古雷半岛登陆，“攻围城池”，漳浦县城告急，“附近铜山千户所不策应、追剿”，装作不知道[3]。1623年（明代天启3年），葡萄牙殖民者，屡次侵犯沿海，占据旧浯屿（今漳州龙海市浯屿岛）、古浪屿（今厦门鼓浪屿）、圭屿（今厦门鸡屿）等海岛，包括铜山所、中左所官兵在内的明军，“闭城自守，不肯应援，身不至海上，诡言红夷恭顺”，被明廷痛批[4]。
我发现，这些败绩，在清代《乾隆铜山所志》中，几乎未见记载。
屡遭毁灭的铜山所城
公元1661年（清代顺治18年）6月间，忠匡伯张进的壮烈牺牲和铜山所城墙被拆毁，只是一场更大悲剧的开幕。
1664年（清代康熙3年）初，郑成功部将洪旭、黄廷等人，再次占领铜山所城[1]。3月14日，清将耿继茂、李率泰等文武官员，率军渡过八尺门海峡，斩首3200余级，抓获32400余名俘虏，将铜山所城一把火烧毁。耿继茂得意地宣布：“计闽海地界凡数十岛，贼巢布列，至是扫灭殆尽。”[2]
1680年（清代康熙19年）3月，清将杰书、赖塔等人，又在铜山所城击败郑成功部将刘国轩，“焚毁贼巢”[3]。
对于铜山所城遭遇的这几场灭顶之灾，《乾隆铜山所志》中愤怒记下“国朝迁移后，城郭、丘墟、庙署、宫室，尽为茂草”的控诉[4]。铜山所人陈锦，更是留下一段血泪记录：“260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丘墟，不能令人涕泣交颐也。”[5]（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18时22分改定）
（本文写作，得到漳州东山县铜陵镇铜山古城文化发展促进会孙用川会长、许培斌副会长、陈旭山副会长和铜陵镇党政部门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