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钩沉】黄道周与“邺山讲堂”（翁墨宸 文/图）

抗倭要塞诞英才

　　中国倭寇之患，于元朝末年已然有之。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之乱，连年的争战，使得日本经济陷入“米粟不足以养生灵，盐铁不足以济家”的困境。战后一些渍兵败将，被迫流亡海岛，成为无业的浪人，并纠集一些不法奸商组成海盗集团，利用每年的东北风季节，越海来到我国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劫掠。

　　明王朝洪武三年（1370年），如火如荼的倭乱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抵御倭寇和斩断内陆有人接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发了海禁的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此后数年亦不断重申。又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派遣信国公汤和规划沿海防务，命靖海侯吴桢为总兵，节制沿海诸城官军，并率水师出海巡哨。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遣派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督办海防。福、兴、泉、漳四府每户三丁抽一为兵，移置卫所于要害处，建城防守。周德兴来到漳州府漳浦县东山岛上，居高临下瞭望海疆，一眼望去海湾辽阔，沙滩平坦，是个筑城的好地方。于是征调民工，临海砌石，环山建城。因城寨依傍“铜钵”“东山”两个村庄，故各取其一字，合称为“铜山城”。同时，从漳州府征调府兵1200名到此把守，设立铜山守御千户所，由镇海卫统辖。

　　由于铜山所的将士均来自周边县域的守兵，身处荒凉海岛，心向家中老小，每每偷潜回家与亲人团聚。周德兴深知长此以往，海疆必难巩固，为了稳定军心，便准允将士亲属移居长住，共守海疆。守城将士纷纷接眷入驻，家属分左右而居，中间留下的过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条顺着山势平行而起的街市，城中将士将其命名为“顶街”。

　　岁月轻拂，铜山城饱经风雨洗礼和屡败倭寇后，直到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初九，铜山所顶街北端突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声。这声啼哭，预示着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一位民族英雄诞生了，他就是明末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道周。

一代谏臣黄石斋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幼平，号石斋，自幼家境贫困，但聪颖好学。5岁进入铜山崇文书院学习，11岁便能文善墨，写就一手好文章。14岁开始外出游学，由于他才华横溢，被许多有学之士誉为“闽海才子”。23岁的黄道周开始致力于讲学著作，之后迁居漳浦县城专心攻读，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高中进士，入仕为官。黄道周先后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崇祯三年(1630年)，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引发株连甚众，大学士钱龙锡亦受牵连入狱论死，举朝上下竟然无人敢出面劝谏。这时，黄道周激于义愤，为钱龙锡辩冤。他向崇祯帝上疏直指其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崇祯帝龙颜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结果被朝廷连降三级调用。由于他的据理争辩，钱龙锡得免一死。

　　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黄道周因病请求归休。将要离开京城时，他又上疏朝廷“小人柄用，怀干命之心”，以致“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天下骚然，不复乐生”，并建议崇祯帝“退小人，任贤士”，同时举荐一批有才有志之士为朝廷效力。崇祯帝见疏大怒，以“滥举逞臆”之罪将他削籍为民。黄道周罢官返乡后便在漳州府紫阳书院聚徒讲学。在此期间，黄道周在朋友和学生的陪同下，来到柳营江北溪下游的虎渡桥游玩散心。

江东桥（清末）

　　虎渡桥，又名柳营江桥、通济桥，别称江东桥。初建于南宋绍熙年间，时为浮桥，由于摇荡掀簸，过者凛容，欲改垒石搭木，终因水深流急，抛石难垒无法如意。后见有虎负子于急流中渡江而过，故循虎踪垒石为墩，建造木桥，后又重建为石桥。黄道周立于桥上远瞭，两岸峻岭对峙，万壑并趋，江宽流急，波涛汹涌，驾舟渡江，进寸退尺，令人触目惊心。正当他感慨万千之时，虎渡桥西侧一座山石峭壁、青林翠竹的山麓映入眼眸。黄道周询问学生后方才知晓，此处名为蓬莱峡。当他漫步在蓬莱峡林间，凝望东岸，峰峦叠嶂，林木葱茏；山麓脚下滔滔江水，碧波万顷；南边，江东桥横跨江面，古朴雄伟。他见此山处于群峰连绵起伏之中，是个悬崖峭壁的幽静场所，感慨“山无四邻，去人甚远”，并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日后必在此处修建学堂，聚徒讲教。

　　此愿还未达成，黄道周于崇祯九年（1636年）被朝廷召回京城复了官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由于大臣杨嗣昌夺情（指父母死后没有离职在家守孝）升任内阁大臣，陈新甲也夺情出任宣大总督，而方一藻又以辽宁巡抚身份与清军议和等消息被黄道周知晓，他连忙向朝廷上了三本奏疏，指斥杨嗣昌等人私下越礼和妄自议和，并在朝廷上与崇祯皇帝直言争辩。崇祯帝十分震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黄道周并不畏惧，反而高声与之争辩“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不止如此，他还厉声直逼崇祯帝“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黄道周因此再次惹怒崇祯皇帝，被连贬六级，到江西按察司任小官之职。

　　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崇祯帝一听大怒，下令逮捕二人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由于几位大臣力谏，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此番杖谪，使黄道周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

仕途隐退筑讲堂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崇祯皇帝听从朝臣的请求，传旨恢复黄道周官职。此时，河南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关外大明领土也皆被清军占领，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翌年回到漳州府。漳州府的朋友和学生纷纷前来欢迎看望，并遂黄道周十年前之愿，筹资在蓬莱峡修建学堂，作为他驻漳讲学之所。

蓬莱峡“邺山讲堂”摩崖碑刻

　　蓬莱峡，以两边石壁夹峙，屹立江边，宛如蓬莱仙岛而得名。据《龙溪县志》载，“古蓬莱渡也”。另据陈天定《北溪纪胜》述：“自柳营江入江，山高水狭，三五里岩壑绝人居，古名蓬莱峡。”又有乡人见山上众多奇石形如翁仲，将其称之为石仙，因此也称作仙山渡。黄道周在《邺侯山记》叙道：“邺侯山者，即漳艮岳之阴。北溪迸流，将汇于江东，长桥束之。步皋蜿蜒谽谺多奇，盖蛟龙出没，风涛崩激，沙土己汰，石骨总出，若或为之，莫知其然，旧称蓬莱峡，里人名之曰石仙。石仙者，指其蜕峙林立，飘然若登者也。”那么，蓬莱峡为何又被称作“邺侯山”或“焦桐山”呢？黄道周的“高足弟子”洪思在《黄子年谱》中记载了黄道周与门人的一段对话。“亦名焦桐山，盖乙亥小筑时，或云：‘是山，惜残矣！’门人笑曰：‘残，乃爨下之焦桐。’黄子闻之，遂名焦桐山云。癸未卜筑时，或云：‘是山，惜但山之骨矣！’门人笑曰：‘其骨似邺侯。’黄子闻之，故复‘邺山’之”。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蓬莱峡之所以又名邺侯山或焦桐山乃为黄道周所取。疑问又来了，门人口中的“其骨似邺侯”，当中的邺侯又有何所指？据宋周密《齐东野语·书籍之厄》所载：邺侯者，唐朝李泌也。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邺县侯，时人呼其“邺侯”。其搜罗书勤，家富藏书，且多为书祖，比肩则寡。后来，人们在称美他人藏书之众时，喜用此典。

邺山讲堂全景图

　　邺侯山山麓浩渺的柳营江面上荡漾着山形桥影，舟楫往来，通南驶北，加上古朴雄壮的虎渡桥跨江而过，陆路交通更是便捷通畅。周边又有悬崖峭壁、奇石怪宕，有“闽南第一碑林”“丹霞第一洞天”的云洞岩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万松岭相伴。黄道周选择此处作为创办书院的场所，眼光之独特，思维之敏锐乃常人无法比拟，“十年磨一剑”之意志更叫后人叹服。

芙蓉峡“邺山讲坛”摩崖碑刻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上旬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中旬，黄道周在峡中建“三近堂”，峡北筑“与善堂”，峡南盖“乐性堂”，此三堂为登门学子“雅集课艺，因文证圣”的首要场所。因书院建筑在邺侯山脚下，故而称之为“邺山讲堂”。

邺山讲堂摩崖碑刻保护碑

　　黄道周本身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在建筑“三堂”时，“与善堂”是最先落成的。堂内因安放着黄道周所追慕的八圣九贤，故又称为“邺山神堂”。黄道周在《与善堂记》中记载“诸生于邺山构三堂，而神堂先成”，可见他对与善堂的重视程度。《邺山讲仪记》中记载，黄道周每次开讲，门人及宾客必须先到神堂拜谒先贤后，方能进入讲堂。开讲前，鸣鼓升坛，率众宣誓一番“忠信礼义”“涤心立志”之类的誓言后就位，又在乐声中互相献酬歌诗，礼毕才正式开讲。讲课后，再鸣鼓奏金，把宾客门人送走。可见，黄道周对登门学子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礼仪要求甚高。

　　“三近堂”是黄道周讲学的地方，取意于孔子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堂”内建有轩阁庭院，庭院中种植着许多梧桐树和桂花树。庭院靠近江边，临近钓台，约有二丈，前为砚山，砚山以前又建左翼室，称为“檀院”。据清光绪版《漳州府志》记载：“在邺侯山，明詹事黄道周讲学于此。中建讲堂，撰讲仪具、琴瑟钟鼓。四方之士从游者数百人。”

　　“乐性堂”又称“课堂”，位于“三近堂”南侧，是登门学子考论的地方。黄道周见“乐性堂”背靠的峡谷石林簇立，江水环绕，为其亲手题刻“芙蓉峡”三字，故此称之。黄道周除了题刻“芙蓉峡”三字外，还有“蓬莱峡”“鸟道不绝风云通”“墨池”“游磬”（于溪水中，潮涨则没，潮退则显）等四处。

　　邺山讲堂除“三近堂”“与善堂”“乐性堂”三堂外，另有亭台楼阁无数。据清光绪版《漳州府志》载：“在邺侯山，明詹事黄道周讲学于此。后圮。国朝乾隆十四年，汀漳龙道单德谟重建。中有三近堂、与善堂、乐性堂、双峰亭、选真亭、采芝亭、灵喜亭、桔院、檀舍、两翼室、景文楼共十一所。另公置连萃、明黄、又讲，共田六斗二升种，园四斗种，每年纳税二十二石官斗，为香灯及修葺之费……”

　　自从黄道周开设学堂于邺侯山后，当地有名望的乡绅耆老及四面八方驾舟前来的登门学子络绎不绝，柳营江面沿江停靠的船只日达千百艘之多。黄道周名望之高、学识之大可见一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邺山讲堂还未完全修缮完毕，大明朝这座擎天大厦已然临近倒塌。绝望无助的崇祯皇帝携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至此，明朝宣告灭亡。五月，黄道周来到邺侯山避暑，同时督巡讲堂搭建情况，漳州府众多学子闻讯，纷纷赶到邺侯山来，希望能得到黄道周的指导。由于主讲堂“乐性堂”尚未落成，而学子云集，只好以刚建成的“三近堂”让1000多名学子挤在一起住宿，讲学大会则在用于祀朱熹等先儒神位的“与善堂”举行。那时路途遥远，通讯不便，漳州府还未收到崇祯帝自缢的消息，讲学大会如期开得轰轰烈烈。

　　过了十数日，黄道周方才得悉京城风云骤变，皇朝更迭，一时如丧考妣，“袒发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帝，改元弘光，建立南明第一个小朝廷。弘光帝听从朝臣的意见，下旨召回黄道周，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这时，邺山主讲堂“乐性堂”落成，而黄道周却在地方官催促下匆匆就道。

节义千秋孰比肩

　　黄道周刚刚上任不久，弘光朝便被清军所灭。清顺治二年(1645年) 闰六月，黄道周等南明大臣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即位，改元隆武。黄道周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兵权却掌握在由海盗出身、受抚降明的郑芝龙手里。时清廷颁布剃发令，江南人民求救于南明隆武朝廷，郑芝龙有心降清，拥兵自重。黄道周为了反击清军，收复失土，虽自知事不可为，但仍自请督师出关。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唐王答应黄道周出征，但无法给予一兵一卒。黄道周只得返乡筹兵筹粮，他沿途筹措粮饷，招募志士，八闽父老及子弟纷纷响应从征。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得兵卒数千人，马仅10余匹，另有一月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募得三个月兵粮，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两路北上分攻婺源、休宁，不久三路皆败。十二月六日，黄道周率队向婺源出发，至童家坊，得知乐平已陷。二十四日，抵明堂里时遇伏，参将高万容逃队，于是全军崩溃。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

　　狱中，黄道周不畏生死，吟咏如故：

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

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

　　清廷见其忠烈仁义，欲收为己用为大清效力，便派明朝降将洪承畴前去劝降。黄道周不但没有答应，反而写下一副对联赠之：

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将史可法与洪承畴作一对比。洪承畴羞愧难当，连忙上疏清廷，请求免黄道周死刑。清廷见其不予所用，驳回请奏。

　　黄道周在狱中绝食十二日后，于南明隆武二年，清廷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五日，被清兵押至东华门刑场上枭首示众。临刑前，黄道周面朝南方跪拜，以拜别南明朝廷。老仆请求黄道周给家里留下几句话，黄道周撕裂衣衾，啮破指头，用鲜血书写了“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十六字遗书。老仆哭之甚哀，黄道周反而安慰“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并当众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乃从容就刑。黄道周最后头虽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讣讯传至福建，隆武帝“震悼罢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黄道周立“闵忠”庙，树“中兴大功”坊；另在漳浦立“报忠”庙，树“中兴荩辅”坊，春秋奠祭。百年后，清乾隆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改谥“忠端”；道光四年（1824年），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而邺山讲堂亦被后世称为“文明书院”。

　　黄道周虽然驾鹤西归而去，但邺侯山却因黄道周而闻名于世。历代众多名贤纷纷前往观瞻，并留下了许多摩崖碑刻，如：清乾隆己未进士、河间知府黄可润题刻“得珠”“冠峰”“蕉叶”三处石刻；清乾隆戊辰进士、崇义县县令黄宽题刻“黄岩洞”“静如太古”两处石刻；清乾隆丁未进士、御史大夫单德谟题刻“吾道南来”一处石刻。又有许多文人雅士游攀此峡，余兴犹存，写下一首首感慨的诗赋。

　　悠悠岁月如同沙漏般无声无息地流失，邺山讲堂经历朝代更替的战火摧残和数百年风雨的侵袭早已荡然无存，唯有那些冰冷冷的悬崖峭壁依旧挺立在邺侯山上。峭壁上那些经文人雅士所题写的摩崖石刻也已然模糊不清，但黄道周那颗“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发光。邺山讲堂则成为古代书院“天人合一”、学用一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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