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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启圣铜山督办征台与部院衙
2017-07-19 15:55来源:《闽南日报》2017年7月18日第10版作者:黄辉全网址:http://szb.zznews.cn/html/2017-07/18/content_153508.htm 


  姚启圣(1624—1683),字熙止,号忧庵,浙江绍兴人。清朝康熙年间政治家、军事家,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人物之一。督闽期间饶有政声,亲率军队平定郑军袭扰沿海、制订平台方略、招抚郑军官兵、壮大福建水师、发展地方经济、保障施琅成功复台等,为清政府统一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江日昇《台湾外志》木刻本,记载姚启圣到铜山督办征台史实。


  擅于韬略 招抚安民


  姚启圣督闽期间,福建局势严峻。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成功部将刘国轩率军进攻福建沿海,攻陷漳州门户海澄。姚启圣上任后迅速进剿郑军,很快扭转败局,迫使刘国轩收缩兵力在漳州附近,为后续逐步收复台湾奠定基础。姚启圣一贯坚持剿抚并用策略,翌年在漳州设“修来馆”,以高官厚禄招降郑经部属。康熙十九年二月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舰队攻克海坛,姚启圣等督师收复海澄,乘胜渡海,收复金、厦二岛。郑经率千余残兵退回台湾,但水师主力在朱天贵率领下仍聚集于铜山,有战船300艘,人员2万多人。

  姚启圣在军事打击明郑政权的同时,实施政治诱降之策,招抚郑军官兵,以瓦解郑氏集团的统治基础。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姚启圣分析形势后,认为朱天贵的劲旅镇守铜山,要强攻势必伤亡很大,便改变策略派人赶到铜山招抚。清·《东华续录选辑》载:“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福建总督姚启圣奏:朱天贵于未经投诚之先,能诛已抚叛贼,实心报国,功不可泯”。姚启圣对凡来投诚者一律发给银牌奖赏。有官职的上报吏部以原职起用,有逃走再来冒领奖赏者,他佯装不知、赏而不问,引得“投诚者络绎相继。”万般无奈之下,朱天贵选择向清军投诚,清军不费一兵一卒顺利收复了铜山军事要地。两年内,共招抚明郑官员5153名,士兵35677名,或充实水师,或随行征剿,或归农屯垦,推心置腹不疑,投诚将士不再与清廷为敌。

  姚启圣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高的利益,因招抚有功而晋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收复金厦后,姚启圣即上书恳请终止移民,“开海界,复民业”,以使闽人重获“耕渔衣食之资”。清廷获准“自福宁至诏安,尽许百姓复业。以水师提督守厦门,分防沿海;裁内地新设如江东诸营者,设海坛、金门、铜山各总兵一员”。最大限度恢复因连年征战、“迁界禁海”政策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地方经济,保护了百姓的利益。四月,副总兵詹六奇率兵进驻铜山,奉命复界,修筑城垣。


▲清乾隆《铜山志》手抄本,记载姚启圣建铜山部院衙史实。


  坐镇铜山 催趱粮饷

  康熙二十年(1681年)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以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书力主乘胜收复台湾。因为早在康熙元年(1662年)起,清廷与郑氏政权持续进行了和谈“招抚”,但和平努力均无效而终。这次康熙帝看准时机,果断决定以武力收复台湾。遂命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姚启圣奉旨亲莅铜山坐镇督办调兵征台事务,上奏《详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欲“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以报国恩” 。提出“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的主张。

  为了能收复台湾,姚启圣为大清培养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又与李光地一起向朝廷保举了施琅,为平台选将做出关键性决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到任后,“五月初三日会同督臣姚启圣,统率舟师开驾至铜山”“至十六日,将军二臣抵铜山”(清·江日昇《台湾外志》)。一个月内,姚启圣与施琅两次到铜山,但在攻台主张上争持不下,战事一拖再拖。后来康熙帝支持施琅的攻台意见,由施琅独掌水师,命福建总督姚启圣居后“催趱粮饷”。次年六月,施琅将大队舟师齐集铜山,咨请姚启圣坐镇共商给发粮饷及银两。深知澎湖之战的重要性,姚启圣以大局为重,殚精竭虑,昼夜捐修战船,还倾其家中金银“悉数抵算”。官兵见状“莫不涕零,各矢用命”。他上平海十疏,尽言调兵用兵之谋划。同提督施琅一道,精心选拔将领,运筹帷幄征台计划。

  六月十四日,姚启圣饯送靖海将军施琅从铜山扬帆起程,一路乘风破浪,锋芒直指台湾的战略前哨澎湖列岛,成功收复台湾,实现了康熙大帝一统江山的夙愿。

  姚启圣勤于公务,为征台大军“催趱粮饷”取得赫赫之绩,在几万大军驻扎澎湖三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发生粮荒的事情。连施琅也不得不承认姚启圣“殚心催趱粮饷,挽运不匮”。(《姚启圣题为请复水师提督事本》《忧畏轩奏疏》卷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初三日,姚启圣发布文告“提督施琅六月渡海成此大功,为朝廷建不朽之勋,为桑梓造无穷之福,为本部院了数年未了之心事。本部院清夜问心,方深感激,又焉忍争功、争抚,贻笑千古也。……昨抚部院与本部院曾差官至台湾者……”(《晓谕台湾》《忧畏轩文告四》)


  置部院衙 督办征台


  为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圣铜山督办调兵征台事务,在铜山建起了征台指挥大本营——部院衙。清乾隆版《铜山志》:“国朝部院衙,康熙十九年总督姚公启圣莅铜,调兵征台时建。”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故部院衙行署,清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莅铜山建为行署。”依照《清会典》所载建筑体例,部院衙为严格的对称四合院体例,按照使用功能和重要程度,来安排建筑的体量和空间。有照壁、大门、仪门、公署院、大堂、二堂、三堂,还有官员的起居、会客单元。

  台湾收复后,铜山的军事地位逐渐减弱,军事编制随之缩小,部院衙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渐渐荒废。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衙署参将沈廷耀将部院衙房产变卖,但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咸丰年间,部衙黄氏第八世黄振昭授广东白石场正堂盐课大使(从五品),在部院衙旧址旁建一座一厅四房双护廊歇山顶“外翰第”;北侧也建成一座一厅四房歇山顶大厝;东侧为一座二进式大厝,有前厅、大天井、大厅堂、厨房、天井,东侧有前后厢房,居住此地的黄氏一派“部衙黄氏”。这座恢宏的大厝已失去昔日的气派,惟神龛上的一幅早已褪去金漆的木刻对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讨乱讨贼志在春秋”,与一副镌有龙首鱼尾兽的梁山青石门斗和一扇精美的梁山青石窗棂,静静诉说着它曾经的荣耀。

  铜山在大清康熙时代,肩负起平定海氛、收复台湾、保卫祖国海疆的历史重任,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阕阕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章,为维护东南海疆的安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氏外翰第神龛(图:陈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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