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沉东京浮福建”之谜（二）

作者：张国琳(执笔) 王传金 钟叶青

林达伟 吴沧阳

8日上午，我们前往广东饶平县考察。而饶平和东山县一样，也是叫“沉东京、浮南澳”。著名的柘林港(也叫潮州港)就在此地，柘林港在唐宋时代就已经被载入史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柘林镇至今有个地名就叫东京引。据称柘林是“东京大路头”，内有驿馆、马槽，是朝廷驻点的标志。宋景炎元年丙子(公元1276年)帝舟迁于潮州，驻跸于饶平东里红螺山三天，后经柘林迁南澳。故明代饶平县人、举人曹宗作《红螺宋山》诗曰:

龙湾螺跃变成耸，不罹渔人罗网中。

口欲吐珠屿对向，舌欲汲水港不通。

彩霞散去唇犹紫，赤日迟升介已红。

宋帝昔年曾驻跸，嵩山呼祝与之同。

饶平有个辞郎洲，在柘林湾大小金门的门外，即柘林和南澳之间海中。公元1277年，帝舟从南澳迁于惠州的甲子门，都统张达率勇扈跸，陈璧娘来柘林海滨与张达辞行，并登上望夫山依依送走勤王义师，后来饶平人民为纪念陈璧娘勉夫勤王，为国效忠，扶宋抗元的壮举，将这一海域称为辞郎洲，将陈璧娘登临送别张达义师的山头称为“望夫山”。公元1279年，张达在崖门一带扈跸，因战时军务繁忙，音讯隔绝，陈璧娘让其弟陈植往崖门协助扈驾，并作《平元曲》托陈植带交张达，今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三年消息无鸿便，咫尺凭谁寄春怨。

何不将我张郎回，协义维舟同虎帐。

无术平虏报明主，恨身不是奇男子。

倘妾当年未嫁夫，愿学明妃献西虏。

元人未知肯我许，我能丝竹又能舞。

几回闻难几欲死，未审三郎能再睹。

后来，张达在崖门殉难，璧娘得其尸葬之，遂不进食而卒。

柘林有古迹“白糖坑”，在内里望夫山下，相传公元1276年，宋帝昺南逃曾到柘林，当跸到望夫山下，一时口中干渴，随取坑水而饮，该水清甜可口，沁入肺腑，即开口诰曰:“真甘霖也”，后人为纪念宋帝昺曾饮此泉，按所诰之意称为“白糖坑”，现在，胜迹犹存，柘林人民常来这里取水泡茶，美不胜美。

不过我感到奇怪的是饶平的接待并没有派出文史委主任来，有些纳闷，有些问题就没有深问办公室魏主任。看来，除了东山，南澳才是另一个重点考察对象。

康熙《诏安县志》卷之十二艺文志沈鈇文章《上南抚台经营澎湖六策书》称：

南澳，居闽粤之间，当两省咽喉。

这表明了南澳在福建广东两省地理上的重要性。东山与南澳近在咫尺，两者相距仅20浬。

下午，我们到达南澳，直奔青澳湾。据称那里有块东京石刻，还有宋井。

当然，认定“沉东京、浮福建”只是个传说的也大有人在。有人强烈质疑此事的真实性，认为是无稽之谈，全盘否定宋幼帝到过南澳的可能性。

我以为，文史工作需要务实求证，首先要尊重历史，其次要小心求证，不可臆测妄断。我个人的经验是文史工作包括重大历史课题也要两手抓，一是要有史实的支撑，二是要有实地的考证，互相佐证，缺一不可，不能想当然。历史怀疑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极端态度，乃文史工作之大忌，切戒!

清康熙辛末诏安县令秦炯纂修《诏安县志》卷之三方舆志记载：

论曰：旧志谓南澳，虽兼属广、潮，而与悬钟所对峙，一苇可济，烊八闽之门户，而清漳之咽喉也……

2000年《南澳文史》第四辑有黄迎涛的文章《南澳出土一批宋元时期陶瓷》，称1994年12月21日在云澳澳前管理区田清四等人来县博物馆，报告澳前发现曾出土陶瓷一批。这批文物包括陶罐5件、青釉碗7件及盘、碟、壶、锡灯座等共17件。文章原载《广东文物工作》1995年1月。南澳文史记载，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有人居住，遗址的发掘可证明。因此，怀疑南澳在宋代之前根本无人居住的观点才是无稽之谈。

《南澳县志》记载：

元兵压境，帝下海南奔。宜中率舟师以从，十二月至潮州，驻跸南澳。

南澳政协来迎接我们的也是办公室主任，叫曾德瑞。原来我认识的文史委主任李涛已经在去年退休了，他本是南澳县志办主任，对历史应该会相对熟悉些。

曾主任亲自开车带我们到青澳湾。我们顺路先到南澳总兵府参观。这里有两个泉州总兵，一个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另一个则是惠安的阮钦为。据我所知，晋江县志也记载阮钦为是晋江人，安溪阮氏也说他是安溪人，有族谱为证。其实，他是惠安獭窟人。而南澳总兵府和南澳县志也明确记载他是惠安人。今年我特意到泉州阮氏大宗祠察看他的墓志铭，里面也同样明确记载他是惠安人。

从南澳总兵府的地形图中，可以得知，柘林港在其正北方，饶平在其西北方，澄海在其西面。而东北方向，就是诏安和东山、漳浦，包括悬钟巡游、铜山巡游和古雷墩台。当年的悬钟(一作玄钟)的管辖范围就包括今南澳岛部分。换个角度说，沉没的东京，正是在这环形的海岸线中间。而大量的民间故事和历史记载也集中在这一区域。其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完全相符。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我相信好戏还在后头。

曾主任话不多，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南澳北回归线的地方。这里有个巨大的雕塑叫“自然之门”，是南澳北回归线的标志。此地虽美，但终究不是我点的菜。我问他那块东京碑刻在哪里？他说已经不在了。曾主任告诉我，前方就是2010年中国一号水下考古工程南澳一号沉没的地方三点金。对面就是福建的诏安方向。南澳一号也看不到了，还没有打捞上来，计划兴建的展览馆根本没有动工。天啊，到了才说不在，让我又扑了个空。哎，那就去看宋井吧。

宋井在另一个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位于云澳镇澳前村东南海滩，由宋井、景亭、太子楼遗址等主体景观组成。景区有几大看点和传说，其介绍如下：

白米堆。传宋朝廷驻澳前村时粮尽，少帝赵昰命陆秀夫于海边筑案烧香，帝作诀令沙丘变白米，此时恰一拾海菜孕妇经过，沙丘乃瞬间复原。故址在今宋井东侧，因沙丘雪白，古往今来人称之曰白米堆。

白颈蛙。距白米堆约百米，有白颈蛙池景观，据云是年冬，少帝与帝弟居太子楼，因蛙鸣不绝，难以入眠，乃命陆秀夫捉蛙王，以白纸为绳绕其颈(名担纸枷)，喝令“不得再叫”，翌日太子楼四周蛤蟆脖颈处现一白圈，叫声微哑，帝乃安寝，至今此处依然可见白颈蛤蟆云。

太子楼。考古者在云澳镇澳前村东侧发现一面积为二百余平方米之宋代建筑遗迹，地下埋宋代筒瓦、板瓦、莲花纹圆形瓦当、方形地砖、扇形砖、大量陶瓷遗弃物及大型建筑所需之石柱储石地梁等建筑构件，疑为南宋幼帝赵昰及其弟赵昺所居“太子楼”遗迹，亦与《南澳县志》所载及岛民传说相合。

我因为得接下一站的联系电话，找到景区里的蛙池和宋帝室群雕(系南澳县旅游局于2003年所立)，忙于拍照，一时落单，和“东京考察团”失去联系。一问路人，才赶过去，自己闯出一条不是路的路来，发现他们已经围在宋井边观看。

南澳岛宋井景区南宋帝室雕塑 摄影林达伟

宋井位于海滩上，离大海距离仅十数米，常被海潮掩没，但是潮退之后井水不带咸味，水质清纯甘甜，久藏而不变质，这即是潮汕十八怪之“海水淹井水不坏”。

宋井，顾名思义，就是宋代就开掘的井。南宋王朝撤离京城临安(即杭州)后，不断南逃，赵昰在福州被拥立为皇帝，以后又从海路南撤，在大臣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送下来到了南澳。太子是指宋端宗赵昰病死后继位的弟弟7岁广王赵昺。据说当时为饮用水之需，他们在澳前村一带挖了三口井，一为龙井，专供皇帝饮用；一为虎井，供大臣饮用；一为马井，供随从人员和士兵饮用。天长日久，三口井都被潮水和沙子掩盖了，有时又会显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了。

在景区中，有文字如此记载:“虽现代考古追溯，数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然详见诸史书，以南宋帝室转战至此，驻跸逾月，挖井汲水为首记。”

宋井一侧另有更详细碑文提示:

宋井，建于南宋景炎元年(1276)。时元兵追迫，皇室及军队自福州舟至南澳，驻扎于此。相传曾挖井三口以供饮用，后为海淹沙没。清光绪十五年此井复出，历年来时隐时现。其水甘淡，久存不败，为南澳之一奇迹。

南澳岛宋井 摄影林达伟

我赶到之后，同伴们高兴地要我喝这里的水试试。刚才曾主任已经在路上告诉我发现的这口井是马井，给马喝的。我属龙，已经喝不到龙井水了，马井就马井吧，谁让我的微信号就叫龙马精神呢，因为我儿子属马。用水桶打水是我从小就干过的活。虽然此井离海边也没两三米，可是水没有一点的咸水味，而是正宗的淡水，难怪会被列为潮汕十八怪之一。

天快黑了。白米堆是找不到了，太子楼还没见到。我问曾主任方向后，就一人抢着时间跑过去拍照。说是楼，其实就是几棵大榕树掩盖着几块大岩石，岩石上有石刻“太子楼遗址”。文字介绍如下：

南宋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由于元兵进逼，南宋皇室退至南澳，驻跸澳前村，在此筑小楼供少帝赵昰与赵昺暂住。后人称该楼为太子楼，已废。

此时，天真的黑了。可是我的心却亮了!本以为已经满载而归，只是当时不知道这里还留下一个遗憾，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们遗憾不已，按下不表。

对于我们探索“沉东京、浮福建”之谜，南澳政协杨副主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南澳的传说一向都是“沉东京、浮南澳”，没有“浮福建”之说。南澳在沉东京之前就已经存在，不可能是在东京沉没之后才浮上来的。会不会是因为东京原来挡住了视线，后来沉没了，南澳岛才浮现在视线中？我认为这个推测有些道理，认为“沉东京”是实，是地质事件和自然事件。而所谓的“浮福建”则为虚，不是地质事件。

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沉东京”与“浮福建”是同时发生的地质事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发生年代就不知要提早到几万年前甚至更早。而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东京。福建这个名称是在汉代之后才出现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故可以排除。同理，“浮南澳”也是如此。南澳岛上曾经挖掘到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遗址，因此也绝对不可能是在东京沉没之后才同时浮出上来的。我倾向于这个传说是自然事件与社会事件的结合体，才会如此扑朔迷离，困惑了世人几百年。因此，对“浮”字的理解，就不能用传统的解释才说得过去。

南澳岛太子楼遗址 摄影张国琳

杨副主席让办公室俞副主任送给我们《南澳文史》第四辑和第五辑，里面有记载南澳方面对“沉东京、浮南澳”的专题考察。第四辑之专栏《史事辨踪》有相关文章三篇，详细介绍了南澳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篇是徐起浩、彭承先、王业新、李运贵、冯炎基的《关于“沉东京”传说的史学、社会学和地学的综合考辨》。其前言如此：

“沉东京”之说在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长期流传，影响深远。清朝以来的地方志对此有记述，一些戏剧对此有说唱，解放后一些科普杂志、文学刊物等对此有文章登载。多年来有关地质、文史等部门及地方人士从不同角度调查、考辨过“沉东京”传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多未有依据翔实史料作出的肯定或否定结论，但这种讨论都是有益的。陈允敦教授对历史上的东京城和民间传说的东京路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对“沉东京”明确持否定态度对后人的调查起了很好作用。但包括陈允敦先生在内的学者，都未能有充分依据回答“沉东京”为什么会如此广泛流传？特别是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广泛流传？因此“沉东京”传说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附注中可知，本文为国家地震局联合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题成果，由徐起浩执笔。所以后面我就以徐文代替。

前言接着又写道：

1984～1985年，我们在这些地区进行地震调查时，很多渔民反映在深达40余米的海底打捞到各种人类活动废圩和广为流传的“沉东京”传说(笔者注：此句有语病)。1986年国家地震局联合科学基金会批准了我们提出的“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全新世以来地壳长趋势形变调查及其与地震关系—以民间广泛传说的沉东京为例”研究课题。几年来，我们在执行这项课题研究时，进行了广泛的民间访问、史料考证、园外调查，对部分沿海海域、包括大陆坡海底进行了地震地质调查，采用拖网对拖、潜水观察、打捞等多种方法调查，并取样对多种样品进行了炭14同位素年龄测定，进行了孢粉、硅藻等一系列微古分析和各种科学鉴定，取得了大量数据和资料，对历史上传说的“沉东京”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否定结论，并发现它的长期存在，主要同闽中、闽南、粤东沿海部分地壳具有较大幅度的长趋势形变有关。这些长趋势形变异常是闽中、闽南、粤东人们数百年来对“沉东京”传说误以为真、广为流传的基础。对它的揭示，不仅使历史上多年来不解的“沉东京”之谜得以比较科学的解答，而且对地质学、地震学、地球物理学、历史学和古地理学等多方面学科具有一定意义。

初看如此大的来头和“比较科学的否定结论”，也许信以为真的很多人看了会大失所望，而持否定说的或许也以为找到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且慢，还是来认真探讨其具体内容。我向来不盲从于所谓的专家权威。除非他们的解释是合情合理能够排疑解惑的。比如，陈老教授就曾经在其著作《泉州名匾录》中公开嘲笑惠安净峰张氏家庙中的张岳“解元”牌匾。因为此牌匾原文作“觧元”，陈教授认为是错别字。殊不知“觧”字是解之古字。后来我一查，才知道他是理工科出身。

徐文的第二部分《沉东京传说》之㈠是介绍“往东京大路、碑、桥及其他”，基本是罗列了陈允敦教授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的东西，不再一一重复。倒是最后一段有些不同：

此外还有一些以东京命名的陆地或海域名称，如东山县铜陵镇海边有一海湾名叫东京尾，东山县和南澎列岛之间有一海域叫东京嘴。汕头海外约60公里314渔场下新礁海区又叫东京礁海区，海门镇外有一海域叫东京产等。上述传说的东京路和东部路碑以及用东京命名的陆地或海域名称，进一步强化了闽中、闽南和粤东地区的“沉东京”传说，使得该地区传说愈来愈长期流传下去。

令我更感兴趣的是㈡“沿海渔民在海底打捞到大量陆地废圩”，列举了十五处打捞地址、时间、人物、年龄、海域地名、水深、实物和废圩特征。这些是对陈允敦教授所作考察的重要补充和重要发现。

下表为闽中、闽南及粤东沿海渔民打捞的陆地废圩分布及特征

编号

海域中打捞到废圩的渔民

废圩分布范围

废圩特征

住址

姓名

年龄

海域地名

水深（米）

1

潮阳县达濠

杨八

65

南澎岛东侧

30-70

似房屋墙的灰段，坚硬，重100多公斤，表面粗糙。其中一块灰段有瓦片插在里面，瓦片露出灰段外3厘米，瓦片蓝黑色，约1厘米厚。屋顶角，呈黑色，很硬，碗片。

2

汕头市广澳

肖湖

89

南澎岛东南侧，距南澎约20海里

40

似三合土墙灰段的东西，表面长有海蚝。

3

汕头市广澳

陈清美

85

南澎东约6海里

40-50

瓦片，重达100斤，似三合土灰墙的硬块。

4

汕头市妈屿

石泉

74

南澎岛

30-50

瓦筒，黑色，碎瓦片，瓦片插进泥土里，露出的一侧呈黑色。有似房屋三合土灰段的硬块。

5

惠来县靖海

方娘卫

62

南澎岛东海海域314渔场下新礁海区

40

瓦片、呈弧形，比现今厚，有的呈碎片，砖块变黑了，比现今砖小。其他陶片。石头雕刻的人像，重约7-8斤，长约40厘米，石狮子头，颈部被拖网拖断，重约4-5斤，砖块长、宽约8寸，厚约4厘米。还有房屋墙灰段一样的硬块，呈黑色，外长有贝壳。

6

南澳县后宅

黄兆

78

南澎岛外中冯海域

30-40

红色碎砖快，被黑色淤泥包裹。铜钱，但字迹已模糊

7

南澳县云澳

戴石盾

65

南澳与南澎岛之间，距南澎岛10海里海域及南澎岛东南

20-30、35

石臼，呈四方形，长、宽各约70-80厘米，可盛4斗米。

红瓦片，长、宽各约40厘米似三合土灰段的硬块。

8

汕头市妈屿岛

王敬好

64

南澎东外20海里

30-40

重达200多公斤，似三合土硬块，还有瓦片及碎碗片。

9

诏安县赤石湾

刘兴明

47

七星礁南部海域

30-35

长约十几厘米的红色瓦片，及重达30来斤的似三合土灰段的硬块，表面黑色，内呈白色，有碗碎片。

10

诏安县林厝村

林周成

59

南澎岛和东山岛之间叫“东京嘴” 海域

30-40

似三合土地板块的硬块，大的100来斤，小的20来斤，表面平整，黑色，厚约十几厘米，2尺多长、宽。

11

东山县澳角

许春盛

81

东山岛东南距澳角35公里海域

40

呈金子形黑色的屋角翘，瓦片，厚约1厘米。

12

东山县澳角

沈乌金

60

兄弟屿附近海域

40

屋角翘、红色条砖等。

13

晋江县永宁

当地渔民

深沪湾海域及潮间带

红色方砖、古树头。

14

惠安县小岞

当地渔民

乌丘屿东南海域

40

碎瓦片，碗片。

15

东山县康美前港

当地渔民

前港湾海域

6

酷似人工三合土构筑的“城墙”，当地人称海底城墙。

对于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遗迹发现，徐文却全盘否定，就此带过，岂是科学态度？

我的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这些东西，以及在泉州沿海一带打捞上来的人类活动部分用品很有可能就是当年东京沉没之后在海潮顺流逆流运动中的漂移物。

民国三十四年版的《南澳县志》对“沉东京”有简单的记载。按照书中记载，东京城就是在一次地陷中沉入海底的。㈢“地方志记述部分”如实体现了清乾隆《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漳浦县志》对川陵山的记载，我不再重复。接着又有：

“俗传沉东京浮南澳、沉乌礁浮大帽，东京即此”。里人朱兆凤望海吊东京遗迹，诗云：

航海当年计苟安。东京曾筑此江干。孤军竟向鲸波没，绝岛真同蜃市残。

城郭只今闻鹤泪，山川何处问龙蟠。那堪回首慈元恨，泪洒崩涛满眼寒。

……

综上所述，由于有多条民间传说的东京路、碑、桥，自古至今有众多的渔民从海底打捞到陆地废圩，以及一些地方志、报纸刊物等对该传说的记述，这是“沉东京”传说在闽中、闽南和粤东流传甚广、影响深、为时久的重要原因。

“俗传沉东京浮南澳、沉乌礁浮大帽，东京即此”，出于民国三十一年版的《东山县志》。而朱兆凤是明代东山人(一说是乾隆五十五年贡生)人。这是他在《苏峰寺记》所载：

俗传宋末帝避元兵时，曾于此筑城为东京，地后崩为海者是也。古迹虽湮，足供凭吊焉。

其诗其文，可与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相印证。

徐文第三部分“沉东京考辨”㈠东南沿海历史上没有沉没了的东京云：

历史上无任何资料记述东南沿海曾有过沉没了的东京，有人认为这个东京指的是宋末帝赵昰、赵昺等在东南沿海逃亡时的“行宫”，有的地方志也记载这样的传说。那么宋末帝南逃时的“行宫”是否沉没于海了呢？现将宋末二帝在东南沿海南逃的大致经过及有关大事表述如下……

此部分随后列举了宋景炎元年(1276)年4月至祥兴二年二月从福州至崖山的逃亡路线及十三条史实，认为：

由上述可以看出，当时元兵紧紧追逼，宋帝一路仓皇而逃，除了在广东甲子门、南澳、硇州和新会崖山停留数月外，其他地方都不超过两个月，大都匆匆路过而已。史料中都没有记载宋帝赵昰、赵昺南逃途中在前表所列的人们长期传说的“沉东京”所在地的福建乌丘屿、深沪湾、东山县康美前港“水下城墙”处以及兄弟屿海域、苏峰山等地停留，并曾建立行宫。在宋帝赵昰、赵昺曾经停留过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述发生过沉陷以至使宋行宫沉没于海。从现有资料看，宋末二帝在闽粤沿海逃亡到最后灭亡的经过，以及其间发生的主要大事，都是记载得相当清楚而详细的。如果历史上确有一个沉没了的东京，或宋末二帝在闽粤沿海落难而逃时其行宫确是沉没于海，对于这样的大事史料必有记载，因此实际上不存在沉没了的东京。

坦白说，这些专家的考证结果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问题是他们罗列的十三条史实有三条出于《宋史》、一条出于《宋史纪事本末》，四条出于乾隆四十八年《南澳志》，还有五条没有注明出处。十三条史料中没有一条提到宋幼帝到过漳州地区。

除了国史之外，这些专家们居然没有查阅一条《福建通志》或《广东通志》，更不用说沿途的《泉州府志》、《漳州府志》、《潮州府志》，难道这是科学综合考察可以随便忽略不计的吗？此等考证工作的“抓大放小”是非常不严谨的行为，因此很容易因为疏漏而产生片面的结论。因为地方史是对国史的有益补充。国史的记载未必细化到某月某日，而地方史则相对放宽。如果以月为单位，那么宋幼帝的南逃还有许许多多未见载于国史。而地震只要三两分钟就很长了，台风飓风前后也就大约一星期。

再说，徐文所列第三条史料是景炎元年十一月蒲寿庚杀宋南外宗后，“宜中等乃奉帝趋潮州”；第四条史料是“十二月，寿庚与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帝驻于惠安之甲子门”；而第五条史料发生时间则又跳至景炎二年九月。试想，每月都有不同的事发生，历史怎么可以论月计事呢？怎么可以一跳就到第二年九月呢？这中间还有多少的故事没有记载？而清《漳浦县志》里面就明确记载：“相传宋少帝南奔，驻跸于此，详见古迹。”即使是国史，也有疏忽错误之处。如《宋史》对陈宜中“宵遁不回”的记载就不符史实。还有，如《宋史》卷四十七记载，“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就过于简略。

从泉州到潮州，漳州是必经之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帝昰都必需经过漳州，除非这支如《宋史》卷四十七之《赢国公传》中所载“时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淮兵万人”的宠大队伍能够直接飞越而过。而《宋史》的这段跳跃性缺失恰恰就是我们的争议区域和争议时间。

又文章前面已经声明有地方志的记载，后面却又说“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述”，仍然延续了陈允敦教授的主观之词，其矛盾之处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或许徐文以为只有国史才算史料，而地方史的记载都不算，《福建通志》、《闽书》这些都不算，更别说府志、县志，根本不入法眼。倘如是，则说明此课题组侧重于自然科学调查方法，而忽略了社会科学调查方法，一手硬，一手软。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就值得怀疑，难免有偏颇之嫌。文献中言之凿凿的驾舟所取东西又该作何解释？徐文所列举的15处现代打捞发现又该作何解释？

显然，徐文对这些都是轻描淡写，回避了一些包括史实和现实在内的东西。再者，他们的自然科学调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如今有更多的科学调查方法，有更多的水下考古设备可以应用。如2005年东山县利用现代科考手段通过声纳探测就发现古东京一带有许多沉船，又该作何解释？

徐文全面否定了闽中、闽南和粤东所流传的沉东京的实物发现和所有传说，包括东山县的苏峰山、康美村前港的宽18米、长200多米、高1米左右的“酷似人工建筑”的“古东京城墙”，以及晋江深沪、汕头海外、惠安、平潭等地发现，认为“沉东京”传说所以在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广泛流传而且影响深远持久，“究其原因是当地群众把几千年来地壳形变(下沉)遗迹和七百年来宋王朝覆没于大海的历史事实张冠李戴地联合会在一起了”。

我想，不必请多少科学家来考证，起码在清康熙间诏安县令秦炯纂修《诏安县志》卷之三方舆志记载的东京城“明时，城牒尚存”，漳浦人也好，诏安人也好，东山人也好，经过明朝、经过清朝，是懂得什么叫城牒的吧？何况那个时候东山城还在、六鳌城还在、镇海卫还在、古雷城还在、玄钟城还在。试想想看，一段经历了700多年的海水海浪和台风冲刷冲击的东西，到现代还是如此“酷似人工建筑”，你说呢？而一次考察就要否定七百年来的所有发现现文献记载，是不是未免有点那个那个呢？我一查此五人的身份，发现全部是广东地震局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这就难怪了。

但徐文在认定“不存在事实上的往东京大路及其东京大路桥”的同时，却并不否定“有往东京大路碑”。文章透露华侨大学的陈允敦教授是“在四十多年前在古雷城墙和其他地方见过东京大道的石刻或墨写碑文，也为楷书……笔者认为往东京大路碑不是宋朝时为海外商旅指引去陆上东京(开封)而设，而是告诉陆上人沿这条路可以去已经沉没于海上的东京”。由此可知，则东京大路碑早在古雷古城建设时间明正德十一年前就已经真实存在，古雷城墙上的东京碑刻在解放前后还保存完好。因此，黄光武同在《南澳文史》第四辑文章《“沉东京浮南澳”为谶语谣言辩析》中说到：

徐起浩等人的调查，证明“往东京大路”刻石实物根本不存在，唯传说而已。然传之凿凿，载入方志。对此问题，还得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无独有偶，《南澳文史》第五辑开篇由主编柯世伦(原政协文史委主任)亲撰《从“东京路口”碑的发现以揭示“沉东京，存南澳”传言的精神实质》即采访了一个亲眼见到“东京路口”碑之人。该文记载了“东京路口”碑发现经过：

近期，南澳县文化局原局长吴占才告知笔者，他曾发现一个亲自见证“东京路口”石碑的人，下面是吴占才的采访笔录：

时间：2010年11月20日下午6时20分

地点：汕头市金平区杏园街21号一座302室

被采访人：余构雍，男，65岁，饶平黄冈液压件厂退休职工(健在)

据余构雍口述，余于1965年12月应征参加人民解放军，分配在南澳部队通信连。1968年夏约7、8月间，其电话线路架设班8人到南澳县云澳乡熟悉地形，在位于云澳至青澳中段的布袋澳附近小路边，看到一块小石碑，是人工石。石碑高约45公分，宽约25公分，上面刻有“东京路口”四字，每字约5公分见方。石碑距海约20～30米。

我再次咨询今年80多岁的惠安净峰西头村老人协会会长张好兴关于大住桥边东京大路之事。他告诉我，那是一条石路，位于大住桥和塔尾桥之间，面向西头村和前厝村。此路在解放后还在。后来因为兴修水利，张好兴将大住桥和塔尾桥都拆来兴建西头村桥闸，元代所建大住桥从此消失。而东京大路的石头和大住桥的构件如今都成为西头村桥闸的建筑石料。因此，张好兴是见证东京大路毁掉之人。很多东西包括文物在内都是这样，你不能因为今天不存在就否定它昨天的存在。什么东西都非得你亲眼所见才行，那就只能求时光倒流、时空穿越了。

而晋江县文化站的林为敏在解放前后也曾在蚶江镇附近的内里村海边亲眼见过刻有楷书“往东京大路”石碑。

主编柯世伦在另一篇文章《南澳澳前探秘》中还列举了在南澳澳前发现的11处出土文物，如宋代钱币、宋元陶瓷、摩崖石刻、海滩大量瓷片、在太子楼边20米处发现有300多平方米的宋代建筑遗迹(经广东省考古人员确定)、太子楼石刻字约百余。连元世祖忽必烈亦于至元十七年(1280)即灭宋隔年就派遣潮州路总管丁聚，为南宋丞相陆秀夫营墓于南澳山，其子元成宗也在南澳选址刻石，改号大德。柯主编同时提到在明万历二年陈天资撰《东里志》中就记载有：

为避元兵追逼，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一月，帝舟迁于潮州。渐山郡马陈植与都统张达率义勇扈跸南澳。

陈天资是明嘉靖、万历间饶平人，进士出身，其养父为叙州知府陈质庵。

民国三十四年版的《南澳县志》对“沉东京”有简单的记载。按照书中记载，东京城是在一次地陷中沉入海底的。

南澳县博物馆发现了一件文物，它的标签上写着宋代。这把壶即出在传说中的沉东京城的位置。壶上的龙纹造型，在中国古代，龙是皇室专用的纹饰。

南澳电视台记者发现当地渔民在海里发现的屋檐顶和城墙砖。云澳镇的陈镇长介绍在云澳镇的一些老房子的墙上，还能找到当年在海里捞上来的城墙砖。

以上各种史料和实物均可证明，宋幼帝与南澳的关系极其密切。

南澳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李涛是县志办主任出身，他认为“沉东京、浮南澳”不是指地理地质意义上的，而是指东京代表宋朝廷，南澳是因为宋朝廷在此驻扎从此在历史上留下显赫的位置，浮上历史的水面和舞台，所以才叫“浮南澳”。这对“浮南澳”是种合理的解释，但无法说清前提即“沉东京”的历史事实和发现的并打捞上来的东西。

而“东京路口”碑见证人的出现，更证明“沉东京”绝非仅仅是传说而已。

再来说说徐文为否认东京之存在所列举的第七条史料记载：

(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台风大作，舟败几溺。帝惊悸成疾。旬余，诸兵士稍集，死者过半……

帝昰由于几乎溺死而惊吓过度，一病不起，次年四月就驾崩了，年仅11岁。帝昺继位，才8岁。

对于井澳这个地方，有人解释说是在今珠海澳门之间、珠海市西南珠江口外大横琴岛深井附近海湾。但是，古南澳也曾叫井澳。

《宋史·瀛国公纪》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帅刘深以舟师攻昰于浅湾，昰走秀山。

这也是徐文为否认东京之存在所列举的第六条史料：

十一月，元将攻帝于浅湾，张世杰战不利，奉帝走秀山。

浅湾，今广东饶平南海中岛屿；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谢女峡，在今珠江口外。

如果这个井澳指的就是南澳，那就不能排除这么一种可能，即真正的“沉东京”事件莫非就是发生在这一次大台风中，其历史真相就是简陋的“东京”行宫因为这次飓风而被海浪全部冲入海中，甚至因此还发生类似泥石流之类的地质次生灾害，而不是真正的地震，使得整个名义上的“东宫”行宫和过半人马葬身大海。其发生时间就是1277年12月丙子日。如此一来，民间传说、历史真相和史料记载就取得了三者的统一。这和东山县政协陈耀平主任的介绍不但相吻合，和所有相关“沉东京”历史传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也相吻合。这岂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在林俊聪著《南澳岛传奇》中提到这个一个故事《义鱼救驾》，说的是帝舟遇到大风浪沉没于南澳岛深澳湾时被一群个体五六尺长，满身或乌溜溜，或白滑滑的大鱼叫“乌鹅”和“白鹅”实则海豚所托救。宋帝大悦：“朕即下旨，封乌鹅、白鹅为义鱼，绫网缠不住，铁钩钓不起!”

9日早晨8点左右，因为我们住宿之处靠近海边，陈锦满副主席突然发现海面上有大鱼跳跃翻滚，细看是海豚。我们几个人抢着看，有一群海豚在海湾边嬉戏。文史委副主任、党校常务副校长王传金听海边一位渔民讲，说是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群的海豚了，以前只见过三两只而已。

我忽然有个奇妙的联想，“浮南澳”会不会是指沉海的宋帝被海豚所救浮起在南澳、而不是指在地震中东京沉没、南澳浮起呢？也就是说：“沉东京、浮南澳”是指1277年12月丙子日发生的这次飓风，造成东京行宫被摧毁沉没、而被飓风刮得“溺于海”的宋帝最终在南澳遇到海豚而浮起上岸得救？

巧遇南澳岛海豚嬉戏 摄影张国琳

如此，则表明这个传说既是一起自然事件，也是一件历史事件，还是一起社会事件。或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如此，“沉东京、浮南澳”也就有了全新的合理解释。

如此，“沉东京、浮福建”也就脱去了神秘掺假又虚幼的面纱，得到去伪存真、拨乱反正。

而如果井澳不是指南澳，而是真的在珠海澳门一带，那也有可能是南澳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成了始作俑者。南澳、澄海、潮州、饶平一带又属于闽南语系，泉州、漳州渔民来往频繁不断，历宋元明清而至今，造成这个传说流传至福建闽南一带，为百姓所津津乐道。

本来，本文至此基本可以结束。不过后面还有未尽事宜，继续。

随着文史委考察团一路走来，“沉东京，浮福建”谜底似已掀开？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解读？请继续关注《探秘“沉东京浮福建”之谜》之三，即将为你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