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沉东京浮福建”之谜（一）

作者：张国琳(执笔) 王传金 钟叶青

林达伟 吴沧阳

我在童年时代，就曾听说过“沉东京，浮福建”的传说，说的是古代曾经有个叫东京的地方在一次大地震中沉没，福建才浮上来。大约在1975年前后，惠安也盛传泉州处于大地震带，有大地震将发生。我家还在旧屋后面的田园地上搭盖了个草寮，印象中好像还出来躲过一晚，对地震是从小就胆膻心惊。

对此传说，我心中始终有个解不开的迷团，却没有机会一探究竟而耿耿于怀。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历史奇书《山海经》之《海内南经》中就有如此的记载：“闽，在海中”。难道说的就是此事吗？可是那个时候，中国好象并没有一个叫东京的京城啊？一听到东京，世人第一联想就是日本。然日本东京却是1868年才将江户改称东京，故断非此地。那么，此东京到底又在何处呢？

中央电视台曾经于2007年2月6日在《央视国际》中播出《“东京”沉没之谜》，就发现了渔民从海中打捞上来的石凤凰。但因此行局限于汕头及南澳地区，没有深入探索，以及偏听偏信，最终无功而返。该片称：

我们在南澳县博物馆发现了一件文物，它的标签上写着宋代。这把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一是因为这把壶出在传说中的沉东京城的位置，二是壶上的龙纹造型，在中国古代，龙是皇室专用的纹饰，那么，宋代皇室与沉东京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

关于沉东京，有学者认为，东京城是南宋末年小皇帝逃亡时在这里修建的行宫。在南宋皇帝的逃亡路线图上，我们看到小皇帝赵昺确实曾经到过这一带。

隗芾是原汕头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从事潮汕文化的研究。他对东京城原为宋代行宫一说，有着自己的看法。有关宋代皇帝南逃的经过，后代的史书记载得非常详细。如果真有宋行宫在海中沉没这样的大事件，在史书中肯定有记载。我们和隗教授一起查阅了众多史书资料，却都没有发现有关沉东京的记载。

……

但令我们疑惑的是，当地渔民在海里发现的屋檐顶和城墙砖又该怎么解释呢？这时，云澳镇的陈镇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在云澳镇的一些老房子的墙上，还能找到当年在海里捞上来的城墙砖。

果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和相关发现吧？为什么央视记者面对大学教授的解释还是无法释怀而心存疑惑？且看下文。

2017年10月底，我以政协文史委的名义向蔡荣清主席申请作此专题考察获得支持，并得到县委书记黄文胜的批准，心里真的感谢开明的领导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

“沉东京，浮福建”的传说，盛传于福建、广东、浙江、台湾以及东南亚一带。就惠安而言，沿海一带的乡镇渔民前辈更是绘声绘色地讲述有关“沉东京，浮福建”的故事。

在小岞，就流传着曾经挖掘到一个“瓮金”内刻有“东京西门外人氏”的“瓮金盖”。海边还有“东京大路碑”。在峰尾，据称就有“东京大路”的碑刻在石陂上，面向大海，石路尚在水底。在净峰西头的元代大住桥边，也有一石路叫“东京大路”，今西头村老人协会会长、80多岁的张好兴亲眼所见。在崇武大岞，据称也有“东京大路”碑刻在岩石盘上，水退时亦有石路。崇武人说早期的岞山并不临海，往东走还有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在那片土地靠海的地方有个很繁华的集镇，名叫“东京镇”，但是后来那个集镇在一次大地震中沉入海底。

我曾见过民国泉州诗人苏大山（字荪浦）先生《红兰馆诗钞》,中有《东京路》一诗，乃其过崇武时作，兹录如下：

岞山龙喉岩俯临大海，每潮汐落时，海中有路隐然。途旁有石刻“东京大路”四字，未知始于何年。谚云：“沉东京,浮福建”其说本无可考，然洪流巨浸中，径途约略。或者沧桑之说，理固然欤?

东京路，无尽头，潮声日夕呜咽流。

白石磷磷如凿齿，不知其下几千里?

鲸鼍窟宅蛟龙渊，此时沧海昔桑田。

开辟疑在浑混上，毗骞大笑盘弧痛。

洪水之灾中外同，无乃此地当其冲。

安得重翻创世记，一一丙丁细为纪。

河山劫火漫嗟吁，红羊苍狗亦须臾。

人生浮沤本如是，十二万年俄顷耳。

抟土曾无千岁身，登场不见古时人。

得丧营营胡为者，千载贤愚同一冶。

君看东京路上波浪生，

当年冠盖尘满笙歌鸣。

廛市纵横楼台起，今日繁华成逝水。

临流慷慨发长叹，回风鼓浪声漫漫。

欲讯当日旧城郭，一时愁杀令威鹤。

按此诗出自《红兰馆诗钞》卷二，作者提及创作年代在丁未（1907）与辛亥（1911年）之间，可知其时石刻仍存。

苏大山《红兰馆诗钞》 惠安文献馆藏

我是净峰西头附近人。今年若在已经上百岁的我母亲告诉我听说小岞、崇武、净峰一带渔民曾经在海上见过海底有人群居住，有鸡鸣犬吠。长大后我才知道那种情景叫海市蜃楼。

而1989年出版的《惠安民间故事》讲述谶言“石狮吐血”成真，造成“沉东京”。而晋江磁灶则传说是赤须龙投胎，十多岁时便成为彪形大汉，力大无穷。他每天凌晨就挑一担瓷器经石狮，取道塔山虎岫寺，过深沪，沿东京大路到东京城出售。后来“石狮吐血”。半夜突然狂风大作，翻江倒海，刹那间东京便沉入汪洋大海之中，只留下一条连接陆地的东京大路。

“沉东京“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事？此行有没有答案？能不能解开这个谜团？我心里虽然有几分准备、几分期待，但还是没有足够的把握。

2017年11月6日，在县政协陈锦满副主席的带队下，我们带着这个谜，踏上了考察的行程。

首站到龙海县南太武山，我们在龙海同行洪能杰主任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了属于军事管辖区的太武山顶。据称在此山顶原来有块石刻就叫“眼底东京”。此山有西汉时越王城和越王殿、仙人迹、飞来石。传说站在飞来石上东望，东京风光就会尽收眼底。

太武山顶峰仙人迹

太武山海拔560米，是龙海第一峰。“仙人迹”就在山上的最高处，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脚印。而飞来石则在其下方，我们走到其下，也没有找到。洪主任告诉我，他此前已经为出版一本龙海的碑刻专辑来找过并拓印，没有找到我说的这块“眼底东京”碑刻。他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块碑刻。我一看这块飞来石海拔要比“仙人迹”低很多，视野也根本不如。如果这块“眼底东京”碑刻真的存在，那也应该刻在“仙人迹”旁边才比较合理。我询问这个龙海到诏安有多少距离？说是还有一百多公里。因为我曾经在清康熙年间的《诏安县志》里发现了有关东京在地震中沉没的记载。既然距离有那么远，我想要在太武山看到东京，应该是不可能的了。山上的风力发电不知比小岞要多几十倍，却勾不起我的多少兴致，口味不合。山上还有不少石刻，我不死心，一一辩认，还是没有结果。

这令我多少有些失望。第一站就遇到挫折，可谓出师不利。

回来后查阅《闽书》卷之二十八方域志漳浦县之太武山，只记载“仙人迹”边有大石刻“象径”、“云根洞”，亦无所谓“眼底东京”。如此，恐怕是以讹传讹罢了。

下午，我们转访漳浦。

据称，漳浦的古雷城墙上也有一块“东京大路”石刻，在古雷城门口左畔的城石上，四字横书。这样的碑刻在漳浦杜浔过洋大队的塔仔墟山沟口上也有，碑已不存，但路名仍称“东京大路”。在大店大队也有一“东京大路”碑刻，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失踪。

一到漳浦，和同行林惠云主任联系，才知道古雷城因为兴建PX项目已经在近年夷为平地。有个地方还保留着东京这个地名。而火山岛因为秋季风大浪大而不便上去。至于火山岛的形成年代，源于2000余万年前的7次火山喷发。故南碇岛有140多万根巨型玄武岩六方柱，是世界之最。如此遥远的年代，应该与“沉东京”没有内在联系，只能说明闽南一带的地震从古到今都是比较频繁的，那就不看也罢。我们顺路参观了元代兴建的六鳌古城，与崇武古城同年再扩建为六鳌千户所。六鳌古城已经在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保存程度不好，卫生条件很差，不如人意。到了海边，才知道漳浦也好，龙海也好，都在同一海湾之内，相距并不远。

《闽书》卷之二十八方域志之漳浦县鼓雷山载：

鼓雷山，一作古雷，在县东南五十里，南行并海，曲崖险绝，下瞰大江，潮音时至，如雷鼓。相传葛洪尝炼丹其上。其灶犹存。其下有井。相传宋幼主汲井烹茶于此，所弃茶久而成树。今地傍地多种茶，其遗种也。

既然宋幼主到过古雷，那么在古雷城墙发现有东京碑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清康熙宰相安溪李光第的孙子李清馥著《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二也记载了一个和帝昺有关的漳浦人的事迹。其中《进士陈㝱立先生植》记载：

陈㝱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公幼学于世。父安卿十入，以祖泽补太学生，调龙溪令，转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进士，提督岭南海路兵马。帝昺浮海，公提岭海舟，见事危断，维出港，自以六舟泊海岭，収亡命，驰檄诸闽，图立宋。后闻张公世杰覆舟，元人索捕急，遂变姓名，匿于大芹、白华、九侯间。临终命葬海滨，南望崖山。弟格为舟监簿，从容殉节，忠义形于六咏。今漳浦人并祀之。 (《闽书》《道南源委》)

漳浦之行虽然也没有取得重要突破，但实地察看并了解了这些地理位置，也多少令我有点宽慰。我知道这个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没有那么容易解开，不能操之过急。

那就等待下一站东山岛吧。据称东山岛博物馆里有不少从海里打捞上来的珍贵文物，而《铜山志》里也有“沉东京”的历史记载，我期待着能从东山县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7日上午，东山同行林学东主任带来了我的学兄陈耀平主任。他是福建师大中文系高我一届的学兄，之前就认识，一见如故。听说他对“沉东京”有研究，我非常高兴。

之前我并不知道东山县博物馆就在“风动石”景区之内。一到景区，主人就指着不远处的山脉介绍说对面就是古雷半岛。旧县城铜陵镇，距离PX工地只有12公里。铜陵镇即为此地。

博物馆馆长亲自为我们讲解馆藏文物。他介绍得很认真，重点是介绍与台湾的关系，证明台湾与福建之间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座“东山陆桥”。馆藏文物包括不少动物骨头能证明两地的物种同源等等。这和我的关注差距很大。我一再询问他是否从海中打捞过不那么遥远的人类生活用品？他说有，不多。曾经在2005年左右请过专家在东山岛专门用声纳探测，发现东山岛有许多古代沉船，只是目前打捞不便而已。

陈锦满副主席在东山博物馆观看东山陆桥文物 摄影王传金

一和学兄聊起“沉东京”，他就来劲。原来我本要到诏安考察的川陵山就在东山县，也叫苏峰山。明代东山属漳浦六都，清雍正起属诏安。我所见到的《诏安县志》是康熙年间编纂的，故称其在诏安也没错。主人给了一本我在传真中索要的乾隆《铜山志》。我一翻开卷之一方域志中的山川，马上找到川陵山：

川陵山，一名苍陵山，在所南二十里，五都境内。其峰青耸秀丽，为铜之最。面对文华山。俗传帝昺南渡，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地遂缺陷为海。今城堞犹存。自山巅下向海，莫穷其际。海中尚有木头、竹丛。潮退风静，人或驾舟取焉。闻江夏侯尝云：“此山不歉峨眉”，故名。苏峰，又名东山。四时有云则雨，为铜山第一外景，“苏柱擎天”即此。

这段史料记载顿使我兴奋非常。于是我们就直奔苏峰山而去。

苏峰山是东山岛的主峰，海拔274米。铜山是明末大学者黄道周的故乡，他的故居匾额上，就以“苏峰拱秀”为题。苏峰山古迹甚多，多与宋帝昺有关。

山下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宋司礼监潘木斋墓”，碑长120厘米，宽55厘米，上刻“岁次甲申年葭月重修，始祖赠文林郎乘禧潘公暨配翼阃孺人彭氏茔，钦赐男司礼监穆斋潘先生附茔，暨孙立。”传说南宋末年，少帝赵昺偕宰相陆秀夫南奔至此。元兵进逼至苏峰山下，亲营村的潘木斋率村民抗击元兵，保护少帝君臣，被元兵所杀。为表彰他的功绩，少帝封赠潘木斋为司礼太监。

山下海中有20米高的柱形礁石，亭亭玉立，柱顶似方形坐椅，俗称“帝座”，说是少帝在此坐过。明代蔡端卿的《柳溪集》中有《咏川陵行宫》诗:

南宋帝子宫，结向蜃楼侧。

于今海宇清，疑见千官色。

东山风动石对面就是漳浦古雷半岛和旧古雷城

蔡端卿即蔡保祯,生于明隆庆庚午年（1570）,小何乔远12岁，东山湖塘人,字端卿,号柳溪,浙江淳安严州府知县蔡方平子。父殁葬大帽山,保祯衰絰守坟庐,著《柳溪集》。故可确认南宋少帝曾建“川陵行宫”于此。

由此可知，早在明嘉靖之前，漳浦包括今东山一带就有南宋帝子宫的记录。此“川陵行宫”应既是东京的别称。

苏峰山上尚有“山垅”，传说少帝过此，见这里只有几丘山田，叹道:“小小山田，即使一粒谷能生两粒米也不够吃。”后来山垅长出的谷粒中果然都包孕着两粒米。半山腰有处泉眼，俗称“仙肚脐”，大旱不涸，传说少帝曾在此饮水解渴。

有人怀疑当年宋幼帝逃亡途中是否还有时间还有能力兴建行宫？而康熙二十九年《新会县志》还记载了祥兴元年(1278)兴建慈元宫的经过：

崖门在大海滨，去新会八十里，与奇石山对峙，势颇宽广。西港口如门，可以藏舟。遂以己未发翔龙县工亥至崖门驻跸焉。时官民兵二十万。所需次粮皆取办于广所在诸郡及海外四州，乃遣人入山伐木，造军屋数千，立行官三十殿，曰慈元。奉皇太后居之，造舟治器械，至十月始罢。

已是强弩之末即将灭亡的南宋逃亡政权此时已经元气大伤尚能如此大兴土木，何况是在一年前？

陈耀平主任是东山县政协提案文史办主任，他告诉我们，自己就是宋末宰相陈宜中的后代。

陈宜中本是温州人，因为在《宋史》本传中背上抛弃宋末帝半路逃跑的嫌疑，令其子孙后代蒙羞，其在东山陈城村的后裔遂有考证之旅，证明陈宜中当年是不愿当谈判投降的签字人而连夜逃跑，后来仍然想方设法欲力挽狂澜于既倒。1276年5月，“陈宜中等奉帝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同年正月，陈宜中葬母于东山大帽山。最终失败而隐姓埋名避难于湖北蕲春久长山。陈立群的《宋末陈宜中行迹考辩—兼探东山县陈城村陈氏族源》一文发表于第24辑2010年《东山岛文史》，详细介绍了整个考证过程。

陈宜中为什么葬母于东山的大帽山呢？因为大帽山就是帝昺驻跸之处。

明万历间晋江何乔远著《闽书》卷之二十九方域志之诏安县记载：

大帽山，山极高耸。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奉幼主泊舟于此。

川陵山，山滨海而半入于海。俗传帝幼主南渡，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地陷为海。今城堞尚存。海中尚有木头、竹丛。海滨人时往取焉。其峰青耸秀丽，号为苏尖，又号苍陵，又号东山。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记载东京沉没的历史记载，比清康熙间的《诏安县志》、清乾隆间的《铜山志》还要早上百年之久。后来，我又查阅比《闽书》更早的明成化乙巳年(1485)莆田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没有新的发现。因此，我不知道何乔远的记载是他本人的新发现，还是引用了更早的史册和史料。如果是后者，那就有待于新的发现。

《闽书》卷之一百四十八祥异志之漳州府中，仅有治平四年(1067年)地震的记载，没有另一次。另据饶平陈光烈梅湖纂《南澳县志》卷二三灾详记载亦同：

宋英宗治平四年，潮属地震，泉湧地裂，压覆舟至死者不可胜数。

而乾隆《铜山志》卷之九灾祥志所记载却是从明嘉靖间开始，之前是一片空白。而东山所隶属的漳浦县，在康熙《漳浦志》之灾详志中，整个宋代320年间仅有两条记录，即宋孝宗隆兴二年和乾道六年大旱。天啊，难道其余年份都是风调雨顺吗？一次台风地震都没有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见宋元两朝史料之短缺，不止是漳浦、东山一带而已。正是史料的缺漏，造成后人在寻找历史依据时缺乏更有说服力的直接依据。莫非此乃元朝统治之遗漏？如《元一统志》中整条漳州路的记载不上200字左右，而潮州汕头地区也是着墨极少，说明元朝除了武力统治之外，在文治方面极差，在历史文献方面更是一大笔糊涂账。

东山县苏峰山(又名川陵山)

《粤闽巡视纪略》卷四亦记载：

川陵山在铜山南，半入于海。相传宋帝昺南渡，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地陷为海，至今城堞尚存。自山巔向海，莫穷其际。有屋材竹木时时浮出。潮退后，居人驾舟取以为薪。其峰秀耸，号曰苏尖，又号苍陵，又号东山。其东隔海，山若列屛，曰杜潯，科第踵出。与是山相接者曰虎冈山，峰峦秀丽；曰揭榜山。东湖水出其下。

康熙二十三年(1684)杜臻奉命巡视粤、闽,考察沿海地理坐标、海防设置、海洋岛屿等,著成日记体《粤闽巡视纪略》。杜臻是浙江嘉兴人，顺治十五(1658)年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是康熙信任的重臣。此书的记载表明，沉没的东京城即使不计宋末至何乔远之前三百多年的沧海桑田，单从何乔远身处明万历至清康熙间上百年历史，还是有当地海滨渔民驾船在退潮之后捞取“屋材竹木”来烧火煮饭，就可以想像那些量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这不是任何的民间传说可以取代的，而是有持续数百年的实物为证的。这是铁的事实!何乔远是著名的方志历史学家，杜臻是一品高官，两人均见证了“至今城堞尚存”的事实。他们不是小说家，不是戏剧家，也不是童话神话故事之类的创作者。从康熙年间至今时光又流逝300多年，哪里能够要求我们迄今还能像三四百年前那样随意在退潮之后还去原地捞取呢？历史没有天然完整的纪录片，需要后人去挖掘考证，找到充足可信的依据，并进行合情合理的考证，方能服人。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惠安文献馆藏

在《铜山志》中其实还有这么一段记载，在川陵山的下一页，这是我回来后才发现的：

大帽山，在五都百浦村，其山高耸绝伦。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奉帝昺泊龙舟于此。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文献中均可找到佐证。

《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九记载：

大帽山在诏安县东海滨，势极髙耸。旧(宋)末丞相陆秀夫扶帝昺泊舟于此。

《方舆纪要》卷九十九诏安县(东山旧属诏安):

大帽山在县东，负海最奇耸。宋末，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帝昺泊舟于此。

《漳州府志》载:

大帽山在五都南碧浦村，其山高耸，为五都高峰之一，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帝昺泊龙舟于此。

另一版本的《漳州府志》载:

大帽山在林边村后，其山高耸。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帝昺泊龙舟于此。

清黄葆真撰《事类统编》载:

大帽山在诏安县海边，势极高耸，宋末丞相陆秀夫扶帝昺泊龙舟于此。

乾隆二年《福建通志》卷三山川记载稍有不同：

大㡌山在五都，东负大海，山势髙耸。宋陆秀夫、陈宜中扶帝昺泊龙舟于此。又高出海滨、半入于海者为川陵山。时帝昺南渡，将都南澚，筑此为东京。地陷于海。其城堞犹存。山青耸秀丽，号为苏尖，又号都山。又其余为虎冈山、为揭榜山，皆与川陵山相接。

由此可见，宋末帝一大帮人马历史上确实到过东山县苏峰山、大帽山一带。而东京，就是帝昰的临时行宫之名，也是延续原开封京城(又名东京)之美称，名不符实，是一种政权存在的象征。其象征意义绝对大于实际建筑规模档次。我们不必苛求它非得富丽堂皇像模像样才行、非得雕栏玉砌、雕梁画栋不可。说得更难听一点，就是临时搭盖。否则就是一种曲解。我们必须排除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不能以正常标准以衡量一个落难逃亡的末代政权。有一句史料我一时找不到，其意就是宋末帝在逃亡之际，其所建行宫，无非是一些相当简陋粗糙的临时搭盖设施而已，根本没办法讲究排场和气派。这有助于纠正我们的传统认识。

陈耀平主任后来告诉我两地之间的直线距大约是9公里。

《宋末陈宜中行迹考辩—兼探东山县陈城村陈氏族源》称：

《闽书》记载的大帽山，位于福建省东山岛东南沿海突出部。大帽山下的陈城村，共有1200多户、5300多人，绝大部分姓陈，世传均为陈宜中的后代陈城人世代奉陈宜中母杨太夫人为一世祖、陈宜中为二世祖、陈宜中子陈元朴为三世祖……《东山县志》(大事记)载：元兵为追捕二王及陈宜中等人进入东山，“元兵肆行烧杀。亲营村潘穆齐率众抗元兵，身亡。许多人避战乱而逃往澎湖。”亡者潘穆齐之墓，至今尚存，无疑也是陈宜中扶幼主驻跸东山的实物证据。至于幼帝在东山的更多足迹与传说，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陈耀平主任当年也曾亲自参与这段史实的考证。他告诉我们，东京就在海中沉没了。据称当年幼帝随行有大三十万人马，因为沿海台风盛行，加上地震。东京行宫的建筑许多是临时的，经不起大台风加地震的双重打击，故毁于一旦。而闽南及其他省份各地都发现有“东京大路”的路牌或碑刻，其用意就是为了引导民众和义勇起来共同抗元勤王，保卫宋祚。

这和我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我非常高兴，说找到了师兄就找到了东京。两人遂以沉没的东京所在地和苏峰山为背景合影留念。我一时兴起，将我们这次考察成员团体称为“东京考察团”，笑称我们提前进入了高潮。

此背景即传说中的沉东京地点 摄影王传金

师兄在《东山岛文史》第24辑中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东山之最—苏峰山》，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

苏峰山具有壮烈凄美的故事。话说南宋末年(1277年)，丞相陈宜中、宗正少卿陆秀夫、元帅张世杰等保护宋室幼小的帝王赵昰和赵昺沿海逃难时，选择苏峰山区域为避难所，在苏峰山东面濒海处安营扎寨，建设行宫，传名“东京”，布告天下，招贤纳仕，大张旗鼓，整顿兵马，练兵血战，伺机东山再起、收复失地，在苏峰山地区偏安一时，故有“苏峰山下好避难”之说法。此间，亲营村人潘穆齐响应宋室号召，积极前往投奔，途中被元兵截杀，故我县又有“亲营太监赴斩”的流传。“太监”之说实为“司礼监”之误。现相邻之亲营山麓的“司礼监潘穆齐墓”还保存完好，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且说无奈南宋毕竟天数已尽，其宗室在苏峰山地区居住数月，有一天整个水寨突然陷落海底，于是南宋宗室不得不迁往广东南澳，故我县民间又有“沉东京、浮南澳”之说。后宋室又逃往崖山，最后全军覆灭于崖山，陆秀夫抱帝昺投海自尽，宋朝宣告灭亡。

如此，则说明“沉东京”是历史事实，而非民间传说，更非神话故事。

应该纠正的三点是：

一、“沉东京、浮南澳”这个传说，东山人完整的说法叫““沉东京、浮南澳；沉乌礁，浮大帽”。应该说这才是“沉东京、浮福建”的原型。这个暂且按下不表，后面续谈。

二、“司礼监”是个职务头衔，即“太监”总管，是太监头领。而潘穆齐则未必是真的太监出身。

三、统称宋幼主为是，时昰、昺二王均为幼童而称王称帝，在闽南至广东南澳经过的都是帝昰及弟昺。帝昺是1278年到广东冈州时才称帝的。

民国《东山县志》也记载:

川陵山，一名苍陵山，又称苏峰。俗传宋帝南渡，将都南澳，筑东京。从史志资料判断，福建东山与澎湖的交通往来之处，此为东京地，后崩陷为海。俗传“沉东京、浮南澳”即此。

可见我的陈师兄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实地考证的。如果认定“沉东京”纯属民间传说，那么，民国版的《东山县志》早就会把这条历史记载剔除在外，根本不会再收录其中。既然没有，那就另当别论。

网络相关文章照片，不明具体位置是广东还是浙江

2009年6月21日，作者大河（原创）发表了《沉没的“东京”中国的亚特来蒂斯--解迷北纬30度之（20）(二)》一文，在《连接央视-走遍中国-广东“沉东京浮南澳”之谜》中说：

可以肯定的是，东京就在福建跟舟山一带的海域，是一个对周边地区极为重要的城市王国，声名远播。沿海一带人人皆知。

此文中就有一张相当清晰的“东京路口”插图，可惜没有标明出处，但可以肯定绝非伪造。(见上图)

7日下午，我们按照原计划考察诏安。诏安政协文史委主任郑毅安排一位沈耀明的漳州市文史研究员为主介绍。

我们直接来到一段城墙之下。主人告诉我这是古代玄钟千户所的外城墙。下面有座残缺不全的石塔。再走下去原来有一个码头，说对面海上就是东京沉没之地。沈耀明一直在强调诏安历史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证明诏安的海丝历史要比龙海月港悠久。这和我们的考察多少有点离题。我打断他滔滔不绝的题外介绍，问他们对面是哪个县区？回答是东山和漳浦的海域。如此一说，龙海、东山、漳浦和诏安四地所指的东京所在地不是完全吻合吗？四地所说的东京不正是同一片海域吗？我的信心随着一路越走越远，也越来越足。

清代《方舆纪要》卷九十九漳州府诏安县“渐山”条下:

又川陵山，亦在海滨，半入海。俗传帝昺南渡，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地遂陷为海，今城堞尚存。自山巅向海，莫穷其际，其峰青耸秀丽，号为苏尖，一名苍陵，亦号东山。

《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九记载：

川陵山在诏安县东海滨，半入海。旧志俗传帝昺南渡，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地遂缺陷为海。今城堞尚存。其峰青耸秀丽，号为苏尖，一名东山。北去铜山营十里。

清康熙辛末诏安县令秦炯纂修《诏安县志》卷之三方舆志记载：

高峙于东隅者，曰东山，亦曰苏尖山。

在五都东南隅海滨，半入海。俗传帝昺南渡，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地遂缺陷为海。明时，城牒尚存。自山巅下向海，莫穷其际。海中尚有木头、竹藂。潮退风静，都人驾舟取焉。四时有云则雨。其峰青耸秀丽，为都第一……

又其傍，曰琼山，曰川陵山……

由于东山本属诏安，故这段史实在东山、诏安多有交叉重复，基本内容都高度一致。我们原来计划的诏安考察点东京边川陵山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因此主人就邀请我们顺便参观玄钟所遗址。

我告诉主人，玄钟所在明洪武二十七年与惠安崇武所换防一事，说崇武所有不少诏安人的后代，诏安应该也有不少人是惠安人的后代，我们探亲来了。主人听了一愣，后来很高兴。他们都不知道两地还有这么一段渊源，一再要求我要把这段宝贵的史料提供给他们。13号一回来，我15号就用微信传给了郑主任。后来他在微信中说道：

缘--惠安政协文史委张主任发来《嘉靖惠安县志》中关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崇武与玄钟所两地官兵调换之史料，甚喜。此资料可填补我县海防玄钟守御所早期活动之空白，又可为惠安诏安两地来往及后裔寻亲提供参考，当作今后进一步之研究。

说实在的，每次出去考察，我都能多少给对方一些惊喜，提供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珍贵史料。我也从中获益非浅。文史考察和交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是闭门造车能够得来的。

《宋史》卷四十七记载：

癸丑，大军至福安州。知州王刚中以城降。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

张世杰不听扣留蒲寿庚的劝告铸下大错并造成严重后果。单说蒲寿庚这一怒杀，在泉州的宋宗室南外宗一死就是3000多人。而漏网之鱼如今又繁衍为惠安黄塘后西的三赵子孙，不罗嗦了。

话说回来，这段史料交代了帝昰从泉州逃往潮州的大体经过。可见此时皇帝还不是帝昺。所以，要追踪这段历史，就得从福建漳州跟踪到广东潮州。

在潮州，文史委一行有什么新的发现？“沉东京，浮福建”能不能解开谜底？请继续关注《探秘“沉东京浮福建”之谜》之二，下一站更精彩......